人到晚年，瞌睡少了，夢卻多了起來。
當今時代，“夢”，成了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個字眼。
這些年，生活在車水馬龍燈紅酒綠的都市之中，可莫名其妙，每當夜深人靜，故鄉那淼淼的大江、款款的漁舟、啾啾的晨鳥、霏霏的夜雨，以及拉船的纖夫、垂釣的漁人、耕田的農民、賣柴的樵夫，還有兒時的夥伴、少年的同學、白發的母親、蹣跚的外婆，時常都會出現在夢境之中。
從夢中醒來，總有纏綿的思緒和不盡的悵惘。
自知青回城之後，先當工人，後又當兵，繼而從政。自年輕時當秘書伊始，先後在兩個軍工單位從事宣傳部長、組織部長、黨委工作部部長等工作。人在江湖，為求生存，幾十年按部就班熬更守夜，做不完的八股文章，寫不完的總結報告，繁文縟節，贅言瑣事，弄得神經衰弱，熬得心地雜蕪，朝思暮盼，早就想換一種活法了。
50歲時，自己曾給後來的人生確定了3個目標：將女兒養大成人；為老母親養老送終；倘若人不糊塗，還能寫出一二部有些社會價值的書來，完成一個當作家的夢想——然而，工作實在太忙，想靜下心來從事寫作，隻能是一種奢望了。
臨近退休，便毅然決然拒絕高薪聘請，選擇遠離繁華，歸隱故鄉江津小城。在那裏，每日裏漫步河灘草坡，看水肥水瘦潮起潮落，觀燕來雁歸雲卷雲舒；或孤坐陽台書齋，讀左傳論語三國聊齋，寫人間百態風土人情，將這些年來的所思所想一一付諸文字，圓滿自己的人生夢想。
人生的夢，盡管稍縱即逝，然它是一個人心底裏最隱秘的圖騰，是一個人心靈之光最直接的折射，甚而還是一個人活著的終極目標和理由。愚以為，一個人，隻要有了追夢的願望和圓夢行動，那麼他的生活就不會百無聊賴，就不會孤單寂寞，就不會為三鬥米折腰，不會為流言蜚語所困惑，還不會為領導的幾句表揚而受寵若驚，為生命暫時陷於困境而自尋絕路——縱然離開了領導崗位，也絕不會因為無人請示彙報而鬱鬱寡歡，更不會因為門可羅雀而沮喪失落。
冥冥之中似乎已經注定，作家這個行當與我無緣。
我出生在長江邊上一個小城的鐵匠世家，祖祖輩輩都是目不識丁的睜眼瞎。家裏窮，窮得來連耗子也不來打洞安家。到了父親這一輩則更慘，他還是一個一隻眼睛的殘疾鐵匠，其謀生之難可想而知。
自從來到這世界，鑽進我小小耳朵裏的不是鋼琴揚琴和琅琅的讀書聲，而是千篇一律枯燥單調“叮叮當當”的打鐵聲。這聲音從早晨雞叫響到太陽落坡，從太陽落坡響到早晨雞叫。童年，我每天呆呆地坐在家門口，看到的是纖夫們在湍急的江流中死活地掙紮，聽到的是漁婦們在荒涼的河灘上悲苦地哭泣，目睹的是父母為生計的愁眉和苦臉——我的童年，塞滿了人世的滄桑和人生的苦難。
我們這一代人很不幸，該長身體時，遇3年“自然災害”；該讀書時，遇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該就業時，又遇到上山下鄉當農民——但塞翁失馬，我們這一代人又是幸運的：艱難的生存環境磨練了自己的意誌和鍛煉了自己的體魄，豐富的生活閱曆增加了自己對生命的感悟和對自然的認識，坎坷的際遇促使自己不甘墮落發奮圖強，從而使自己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燈下盡量遠離喧囂和浮躁，從而擁有自己人生的信念和價值的追求。
當文化還是一片荒漠之時，別人都在轟轟烈烈“鬧革命”，我卻不擇手段挖空心思遍地尋書來讀。煤油燈旁，電燈杆下，我像發了神經病一樣地讀書。那些年，僅有初中文化的我，居然亂七八糟地讀了幾籮筐的書。幾乎讀完了當時能找到的中國古典名著，讀完了共和國成立以來出版的長短篇小說。我不僅讀過蕭霍洛夫《靜靜的頓河》、高爾基的《母親》《我的大學》、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雨果的《九三年》《巴黎聖母院》，還讀過《茶花女》《三個火槍手》《斯巴達克斯》《福爾摩斯探案全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