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從未把這本書看作一個傳記集，或者一本關於大學的隨筆。它是一個由作家菲茨傑拉德引起的意外。
我對菲茨傑拉德的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充滿了私人感情。高二那年，因為某種幸運或是不幸，我被上海的一所公立中學送到美國康涅狄格州一所私立高中做交換學生。在那個幾乎都是白種人的寄宿高中，隻有三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學業不再是偏執地追求的東西，可是同學們卻偏執地追求運動成績，追求緊緊縮在自己的小圈子裏。那個異常孤寂的小鎮切斷了我過去的生活，也輕易推翻了我對世界剛剛建立起來的理解和信念。世界不再是“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可是世界也並沒有變得更寬，美國曆史課上所教授的觀念似乎隻是為了讓這些孩子能長成和父母一樣保守而狹隘的美國中上層階級。在這裏，過去和現在都成了虛構的倒影，我對自己的身份和周遭的世界充滿了焦慮。幾個月後在英語課上，我讀到了《了不起的蓋茨比》，它是那麼執迷於繁華世界卻又不斷在寫繁華之後的深淵，那麼故作輕浮卻又那麼寬廣。它成了整個美國第一個我真正理解的東西。
一年後，我被普林斯頓大學錄取，我之前從未去過它的校園，也不認識任何校友，最後選擇了這所大學，一大半是因為這是菲茨傑拉德的母校。
五年後，我臨近大學畢業，出於對菲茨傑拉德的感激，我決定寫一篇菲茨傑拉德的小傳。好幾個下午我坐在學校檔案館裏查資料，逐漸發現菲茨傑拉德深深地影響了三個他從未認識的後輩校友，一個是傑出的外交家喬治·凱南，一個是知名傳記作家斯科特·伯格，還有一個是炙手可熱的金融記者邁克爾·劉易斯。幾周之後，我和一位校友彼得·海斯勒聊天，菲茨傑拉德是他最崇拜的作家。他在普林斯頓的恩師約翰·邁克菲（同時也是普林斯頓校友）的鼓勵下，海斯勒在中國待了十餘年，為《紐約客》雜誌寫中國的長篇報道，如今他的書《江城》和《尋路中國》正在中國大陸熱賣。好幾個月之後，我去了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意外發現館長許傑（同時也是校友）和海斯勒有隱秘的聯係，而上海出生的許傑又聯係著這所大學的許多中國留學生。
於是，每一個校友都領我去認識下一個校友，當我不斷追蹤這些線索時，他們帶我去了許多地方，見了許多東西：檔案館、圖書館、柬埔寨的公益組織、英國布萊切利園的諜報機構、天津南開中學的話劇團、發自莫斯科的八千字長篇電報、三千年前的一頭青銅犀牛、橫穿美國的馬戲團、漂浮在盛夏的海上所寫完的一本關於夢境的小說……畢業之後的兩年，我花掉所有的業餘時間來認識這些校友、聆聽他們、敘述他們。當我把他們一一寫完時，我感覺又從大學畢業了一次，也許這所大學的名字不叫“普林斯頓”。
我本來的計劃是觀察一棵大樹。枝葉交錯，我最終看到了一片森林。這並不是整片森林，而是森林中我性情所至更加偏愛的那些樹。
沈誕琦
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