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快趕過來。不行了。
我把自己塞進一輛出租車裏，腦海裏還是不停的回放這兩句話。苗亦霖好像比任何時候都要懂事，沒有攔住我問個究竟，反而主動幫我攔出租車，又叮囑我路上小心，不要太擔心了一切都會好的。
我坐在出租車裏，看著窗戶外麵一排一排新栽的樹苗越來越快的倒退，腦子裏還是空白一片。
我跟我姥姥沒有太感人的故事，就是普通人家的祖孫，在我的記憶裏，關於姥姥倒是沒有什麼搖籃曲、外婆橋之類的感人溫馨，反而充斥著一整根煮胡蘿卜那讓人惡心的味道。因為我姥姥最愛吃胡蘿卜，而這種長得非常可愛的蔬菜簡直就是我的噩夢。
並且我姥姥也沒有讓人喜歡的性格，普通老人的和藹可親在我姥姥身上一丁點兒的體現都沒有，反而是命運的坎坷把她練就成一個不折不扣的女強人，直到老了仍然是說一不二。
這種強勢的性格，在兒女成人、生活富足以後，逐漸演變成了跋扈專製，到了暮年就尤為明顯。
比如，有一天，我姥姥剛剛拖過地板，舅舅的兩個客戶來家裏談生意，踩了兩個泥腳印，她走到客戶麵前，問：“你們是生意人？”
客戶點了點頭，不明所以的問：“是啊，怎麼了？”
她直接劈頭蓋臉就是一句：“現在的生意人都這麼沒有教養？是沒教養還是沒常識，門口的方墊不知道是幹什麼用的？”
這一句話，直接讓我舅舅的生意吹的幹幹淨淨。
他去找我姥姥理論，說，生意場上不看人品，隻看鈔票。
我姥姥氣勢不減，說：“你愛看什麼看什麼，別讓我看見就行。”
類似的事情不勝枚舉，我有時候都會很怕她。當然，全家沒有一個人不怕她。
但是大家更愛她。
因為她跟我媽一樣，在最年輕的時候嫁給了一個人渣，然後被無情拋棄。
不同之處在於，她遇見的人渣似乎更人渣，而她的經曆則更苦、更難。在七十年代，自己一個女人帶著四個孩子，沒有固定工作，靠糊火柴盒為生，而拋棄她的那個男人卻是中建四局的大工程師，擁有不菲的房產和富裕的生活，一分錢都沒有給過她。
在那樣的年代，一個離婚的女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是與現在有很大不同的，幾乎是在社會的最底層。她帶著四個孩子，其中還有隻有三歲的我媽媽，以及尚在繈褓的我舅舅。
夏天在天橋底下的露天電影院撿別人吃西瓜吐出來的瓜子，有時候為了不被別人搶先，有錢人家在上麵吃，她就已經蹲在旁邊等。拿回家炒一炒，留一部分等著過年做年貨，剩下的就在夜攤子上賣了。
冬天到街道上的鍋爐門口等煤渣，挑一些塊兒大的拿回家過冬，很多窮人都在搶，有時候為了不讓別人把好的都搶走，那些煤渣還泛著紅就伸手去搶，時常燙起燎泡。
在她的故事裏，命運沒有什麼轉機，生活也沒有什麼轉折，撿瓜子、撿煤球沒能撿出一段新的愛情，也沒能撿出一個好的機遇。三個女兒該輟學打工的就輟學，就連唯一的一個兒子也隻是念完初中就出去闖蕩。
我的二姨媽學習最好，是個大學生的材料，就連學校的老師都勸她排除萬難一定要繼續念書，姥姥也勸她：“你是這個料，我就是賣血都供你，還有你弟弟妹妹，叫他們不念了也供你。”她卻不顧一切說什麼也要放棄學習，去公交公司當學徒，為了能夠早一點兒給家裏賺錢。
而我媽在大姨和二姨的幫助下勉強念完了高中，就進了工廠當造紙女工。
大概生活真正的轉折點，就是兒女成人。那時候家家戶戶都富起來，大家都在歌頌改革開放。大約隻有我姥姥在罵：“改革開放和窮人有屁關係？”
製度的春風確實沒能讓我姥姥的生活有什麼改變。她和她四個孩子的日子，是用一雙手辛辛苦苦撐起來的。撐到我大姨在服裝批發市場盤下一個縫褲邊、改衣角的鋪子。撐到我二姨出徒成為j市第一批女司機。撐到我媽連續半年是車間優秀員工，終於被轉為國有正式員工。撐到我舅舅被建築機械廠錄用為業務員，進了第一單生意。
大概到這裏，春天才剛剛到來。她終於不用在晚上點著蠟燭糊火柴盒，也不用在冒著火苗的煤渣中翻撿，更不用蹲在別人腳下等著吐出來的瓜子。
這樣一個女人，沒有什麼能夠打到她。
所以我大姨在濟南的北邊叱吒風雲，黑道白道遍地是朋友，j市最大的批發交易市場近一半的門頭房都由她說了算。
所以我二姨媽遇見了我二姨夫，而我二姨夫是j市工商局的副局長，兩人恩愛，培養出了我的表姐這麼優秀的孩子。
所以我媽即使經曆了一樣的生活悲劇，卻仍然開起了自己的店鋪，帶著我過上富裕的生活。
所以我舅舅的事業一路蒸蒸日上，自己的公司也經營的風生水起，十年前就已經是身家過百萬，現在更加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