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當我寫完此書的最後一篇遊記《泰姬陵：見證天長地久的愛情》，正是農曆乙未年正月初三。2015年2月26日 ，即在報上讀到一篇題為《國人春節海外遊“豪”性十足》的報道，稱“內地出境(不含港澳地區)遊客達518.2萬人次，占出遊總人數比例超過60%，首次超過國內跨省遊。其中，‘80後’正逐步成為出境遊消費的主力軍”。
如今的“80後”，也就是指三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我生於1941年，三十五歲正逢“十年浩劫”結束的1976年。眾所周知，在1976年之前，是個閉關鎖國的年代，不僅出境旅遊是國人做夢都不敢想的事，而且，無論是誰，若要是沾上一點兒“海外關係”，就難免有“間諜”或“裏通外國”之嫌，若被扣上個“崇洋媚外”的帽子，那就算是便宜你了。直到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迎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才逐漸使越來越多的國人，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一個絢麗多彩的海外世界。
可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有機會到海外去看一看的人，除極少數是探親而外，絕大部分是公派出訪、留學或勞務輸出。雖說早在1954年，周恩來總理就倡議成立了中國國際旅行社，但其職能一直是以接待國外旅遊者為主，開展民間外交活動。公派出境的人，很少通過旅行社。那時候，市場供應相當緊張，彩電、冰箱、洗衣機之類成了有錢也買不到的緊俏商品，而惟有出境歸來的人，才享有購買一個“大件”（即彩電或冰箱、洗衣機）的優惠待遇。像我這樣的位卑之人，自然難以得到公派出訪的機會，因此，直到1982年，我家還沒能用上當時被稱作新“三大件”的彩電、冰箱、洗衣機。謝天謝地，恰好那年我故鄉的建築公司赴科威特承建工程，我的堂兄和堂侄都在輸出的勞務人員之中，是他們一年後歸國，在京停留時，把購買彩電、冰箱的“指標”贈予了我。想想也是可笑，當時故鄉農村還沒有通電，買彩電、冰箱這樣的奢侈品回去，有什麼用呢？我和堂哥是在一個屋簷下長大的，小學又是同班。堂哥很為自己能出一趟國而感到自豪，感歎道：“真是想不到，你是村上第一個名牌大學畢業生，在中央單位工作了二十來年，卻還不如我這個小學畢業的泥瓦匠！”從那一天起，我就想，若是此生有機會去海外開開眼界，順帶選購一些自己喜歡而又實用的商品該有多好呀！
機會姍姍來遲。那是1991年，《十月》雜誌社由田珍穎副主編帶隊，赴北大荒的一個軍墾農場開筆會，邀請我和王宗仁、陸星兒、張韌、傅溪鵬等文友，采寫一本報告文學集。我們利用一個星期天，經黑河口岸出邊境，到對岸俄羅斯的布拉戈維申斯克市作一日遊。黑河是中國首批沿邊開放城市，中國北方的一個重要邊境貿易中心。從中國海關黑河出境口岸乘船前往布拉戈維申斯克，僅需十五分鍾。當時所謂的出境一日遊，其實也就是花個把小時在布拉戈維申斯克市區兜一圈風，主要的項目是逛邊貿市場，事先並不要用人民幣兌換盧布，而是以物易物。我們帶過去的僅是泡泡糖和阿裏達斯等品牌的服裝、運動鞋而已，換回的是呢質服裝、禮帽、手表、望遠鏡之類。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個俄羅斯姑娘與我擦肩而過時，右手摘走了我頭戴的一頂太陽帽，左手塞給我一塊女表，沒等我回過神來，她就上了停在路邊的私家車，飛也似的一溜煙不見了蹤影。一頂普通的太陽帽當時僅值幾元錢，交換沒商量得來的一塊小巧的金色女表，後來給我妻子戴了許多年也沒壞。
應該說，那次布拉戈維申斯克市一日遊，同伴們都滿載而歸，分外亢奮。在回到軍墾農場時，農場招待所一位服務員問：“怎麼樣，這趟 ‘海蘭泡’收獲不小吧？”“海蘭泡？”我們都不明白是什麼意思。服務員這才告訴我們，布拉戈維申斯克市原屬中國，本名“大黑河屯”，俗稱“海蘭泡”，1858年《中俄璦琿條約》簽訂後被帝俄割占後，才改名為布拉戈維申斯克市。聽到此，我不免有些沮喪，心想，滿以為這次是有幸出了一趟國，哪知一百多年前，那還是屬於咱老祖宗的海蘭泡呢！因此，我還是期待著嚴格意義上的出國旅遊早日到來。
我第一次出遊的國家是越南。其實，那也是一次應文友之邀，赴雲南采風期間組織的出境三日遊。我們是臨時在邊境口岸辦的手續，沒有持個人護照和出國簽證。那是1997年。正是從那一年開始，根據國務院1996年10月15日發布的《旅行社管理條例》，旅遊管理製度順利實現由一、二、三類旅行社向國際旅行社、國內旅行社的轉變，私費出境旅遊才迅猛開展起來。最早對中國旅客開放的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因此，在我2000年、2001年遊覽了這五國之後去美國，就隻得打商務簽證的“擦邊球”了。等到我2004年退了休，父母已駕鶴西行，女兒則留美歸來，沒了任何經濟負擔，就加快了去海外旅遊的進程，連續十一年下來，除港、澳、台地區外，我偕妻子童心已走了五十多個國家。2008年末，我在《浪漫台曆》（載《中國老年》2009年2月號）一文中曾這樣寫道：“我和妻子早就有一個約定，趁腿腳尚靈便時，每年自費出境旅遊一次，每年的新台曆就選用出境旅遊時的合影來製作。前不久，有位老朋友到我家來，接連翻看了我和妻子的九本雙人台曆，對我倆手牽手金字塔下、好望角上、盧浮宮前、珍珠港口……讚賞不已，說你倆都退休了，還這麼浪漫呀！我說，年輕時想浪漫，但哪有條件啊？我倆1967年結婚，窮得連一張結婚照都沒有拍，鑄成此生的一大憾事。現在我們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就有了浪漫的條件啦！這時，愛唱歌的妻子，竟會心地哼起了流行歌曲：‘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變老，直到我們老得哪兒也去不了，你還依然把我當成手心裏的寶。’是的，一年一本的雙人台曆已成了我倆心愛的傳家寶。但願老朋友們再過十年、二十年到我家來，還能看到我和妻子‘一路上收藏點點滴滴的歡笑’，把新的浪漫台曆展現在朋友們麵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