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我和生福先生的交情要追溯到1996年，那時候，他正在大紅溝中學當老師，我剛剛從裴家營中學辭了老師的職務，來到武威報社做編輯、記者，我主持的正是武威唯一的文學陣地《天馬》文學副刊，我倆就是從副刊開始認識的。都是詩歌散文寫作者、都是老師、都是山裏人、又加都是農民出身，這諸多的“都是”成了我們交流的紐帶，他不斷給我寄來詩歌和散文詩，我不斷給他編發，每次來信都是厚厚的一遝子，其中有一半是唯一向我訴說他心中塊壘的。
終於等到見麵了，似乎是武威市作協在隆重召開什麼大會，會後我倆單獨去喝酒聊天，聊夠了，半夜來到空寂無人的文化廣場，麵對燈火闌珊的城市和高樓，我們站在那匹銅奔馬身下的欄杆邊，吟誦著“把吳鉤看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的詞句，這時候我們總是感慨人生的苦楚，總是堅定前進的信心，末了和我一起回到宿舍，一起湊和著臥了。次日一早，等我醒來，他已經坐上去大紅溝的班車，急急教他的學生去了。
四年之後，我雖然離開武威來到蘭州，但是交情一直未斷，他一到蘭州就給我打電話，不管是半夜還是三更，總要想辦法見上一麵，痛飲兩杯，神聊半宿。不管是陶家灣的人事，還是草木；不論是山裏的某一條狗，還是某一個景象；不論是課堂內外的師生情誼，還是身邊的某個事件，都和我極其相似，都是窮人家的孩子，都是懷揣夢想的孩子，都是正直而不懈追求夢想的孩子，都把文學當作神聖的殿堂，不敢有半點的褻瀆，更不敢拿來販賣成權力和金錢，隻是寫心寫情，至真至純。
在這部作品集中他同時寫到的一個人，也是我不能不說的靳萬龍先生。我們三人的交情是同時開始的，隻是萬龍兄的脖子瘦長，也許是為了吊起他那更具詩性的頭顱，他玉樹臨風二十年的病體同樣將天祝的風物以散文的形式寫得那般深沉而富有詩意。他是我和生福先生所敬仰的散文作家和兄長，他倆的散文有相同的風格。
有一件事如鯁在喉：今年7月頭上的一天傍晚，我的手機響了，一看是萬龍兄的電話，很是欣喜，接起來喊了半天，沒人說話，卻可以聽到旁邊的說話聲。後來，我打過去，卻沒人接。當時估計他是把電話壓錯了，也沒有太在意。大概半個月後，我驚聞萬龍兄已經離世！蒼天呐——，我長歎一聲。蒼茫的蒼，天祝的天！
據生福先生說，萬龍兄的葬禮是天祝文藝界最為隆重和最有文化氣息的一次，悼念萬龍兄的挽聯、詩詞和文章貼滿了靈堂周圍的所有牆壁。可見天祝縣有著尊崇文人的良好氛圍。
他倆是我在天祝最看好也是最熟悉的兩位散文作家，一個走了，另一個必然要擔當更多。
天祝這個美麗的地方總是讓人勾起無限的遐想，也讓人充滿無限的期待，關於這部書和這個人，我想用一句話來概括：去一趟馬牙雪山，真正接近了，你方知道它的美好和內涵！
汪泉謹草於蘭州
後記
書讀得多了，就想寫；寫得多了，就想發表；發表得多了，就想出書。這是我的心路曆程。
業餘創作20多年了，從寫詩歌到寫散文，從寫散文到寫散文詩，在各類報刊及雜誌發表了不少作品。
如今已到不惑之年，就打算出一本集子，以作為對自己創作的一個小總結或者是對人生曆程的一個留念。思前想後，先把發表的一些散文作品收湊到一起，彙集為書。
就在我整理書稿的這個夏天，答應給我寫序的靳萬龍先生不幸去世了。故人遠去，傷感自多。萬龍先生有一篇寫我的文章，我把它作為這本書的序，以表達對先生永遠的懷念。
我大多數散文的題材來源於家鄉陶家灣。多年來，我就像陶家灣那些平凡樸素的麻雀一樣，發出了屬於陶家灣的一次次鳴叫。
在這本書出版之際，我特別感謝敦煌文藝出版社社長王忠民先生和編輯汪泉先生，是他們給我的拙作以厚愛，能夠使其結集出版；感謝我的領導、家人、親朋好友和同事們，是他們給我的創作以極大的鼓勵和支持，能夠使我在創作之路上堅持到現在。
2012年9月3日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