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我在深圳舉辦的市民講壇上講曾國藩。講座完後，有聽眾向我提問題：曾國藩最喜歡做什麼事？他最想做一個什麼樣的人？我說：曾國藩最喜歡做的事是吟詩作文，他的人生目標是做一個優秀作家。話音剛落，全場哄堂大笑，隨即鼓起掌來。我想我的這個回答一定出乎大家的意外。可能他們以為曾國藩的人生理想是做聖賢，退一步也要做大政治家。有的聽眾也許以為我是在玩幽默，因為我是個作家。當然，其中也會有不少文學愛好者，他們為這個回答而興奮。不管出自何種原因而大笑，我能感覺到這個回答給大家帶來了快樂，因為跟聖賢比起來，作家畢竟與芸芸眾生貼近親切。
其實，我的回答是很認真的，也自認為符合曾氏的本意。這有大量的證據可以作為支撐。
我們從曾氏最喜歡讀的書來看。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他在給諸弟的家書中開列一張他平日的熟讀書目：《易經》《詩經》《史記》《明史》《屈子》《莊子》以及杜詩韓文。八種書中詩文占了一半，《史記》半是曆史半是文學，《莊子》則半是哲學半是文學。如果將這層因素考慮進去，則詩文的分量就更重。他說人生有三樂，第一樂是“讀書聲出金石，飄飄意遠”。哪些書讓他讀時聲出金石呢？他說：“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不能探其深遠之韻。”由此可知讓他讀出聲音來的書都是文學作品。這個“樂”到底有多大，我們聽聽他的回答：“餘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陸之七絕，以為人生具此高淡胸襟，雖南麵王不以易其樂也。”因具有詩人那種高淡胸襟所獲得的精神快樂，雖南麵為王也不可取代。
我們從他所編的書來看。
他一生編了兩部大書。一部曰《十八家詩鈔》，一部曰《經史百家雜鈔》。這兩部書皆起念於翰林院，完成於軍營，耗時達十餘年。他在政務叢雜、戎馬倥傯之際，為何要花費極大心血與精力來編前人的詩文？答案隻有一個：他從心裏喜歡文學！
最有力的支撐當然是他本人留下的文字。他留下的文字雖然很多，但絕大部分是奏折、批牘以及與官場士林聯係的信函，這些都是公務文書，屬於私人著述的隻有一部詩文集。當時不少大吏都喜歡從事經學史學研究，因為經史之學才是正經學問。遺憾的是，曾氏沒有這些方麵的專著。說曾氏忙，沒有時間為之，固然也是理由，但關鍵的原因不在這裏。他在翰林院七八年，為時並不短，如果要寫，完全可以寫出一兩部書來。這說明曾氏的心不在此。他說早年在京師時讀《易經》昏昏欲睡，而讀李白的詩則意氣飛揚，足見他的心思不在哲學上。他的心思在哪裏呢？他說：“惟古文與詩二者用功頗深，探索頗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獨辟康莊，古文尤確有依據，若遽先朝露，則寸心所得遂成廣陵之散。”原來，他艱難探索、刻苦力行的，是詩和古文的研究與創作。他的確是在孜孜以求做一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