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穀，這是我和我的許多文學同輩人的命運。
其實，每個人都有走進命運低穀的時候，從八字來說，運交華蓋是常事，流年不利是難免的。在詩人眼裏，叫做“月有陰晴圓缺”。老百姓的話，叫做“人有旦夕禍福”。但浮沉跌宕的幅度，達到碧落黃泉的地步，而且穀底是無止境地延伸下去，永遠走不到頭，好像也隻有我和我的同輩人，才能享受到的這種時代的“寵遇”了。幸歟？不幸歟？也就不去說它了。反正二十多年的低穀，在人類史上，也比較罕見。有的人，永遠走不出低穀，固然是悲劇；最後走出低穀的人，難道就是喜劇麼？我看也未必。
因為，無論怎樣豁達，人的生命總是有限的，是陪不起從事這種殘酷的遊戲的。想到這些一生中最好的歲月，就這樣虛度過去，不大容易笑得起來。
我的名字，是我的外祖父起的。
這個名字中的一個“文”字，後來，應驗了我的一輩子，我越來越覺得其不可取了，中國人講究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也就隻好將就了。
那是一位捧著水煙袋，在農村裏教私塾的冬烘老先生，煞費苦心擬就的。老式的中國名字，隻有一個字是屬於你的。其它兩個，一個屬於你家族共有的，另一個，是你同輩兄弟姐妹共有的。我的外祖父為我起的名字，絕不表明他預見到我將來會以寫小說謀生糊口，但是，在他心目裏，這個“文”字，是個挺好的字眼。
其實，大謬而特謬矣！在中國，自從倉頡造字以來，文和文人，走運者並不多的。
那是一九三零年，上海。
我出生的日期為農曆的八月二十四。
那一年是民國十九年，我的原籍江蘇鹽城，洪水泛濫，水深數丈，累月不下，淹死餓死的人不計其數。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鬼子進入上海租界，我因逃難，回到老家，鄉親父老回憶起我出生那年的這場水災，仍談洪色變。
那是塊窮地方，至今猶是。即使不發生災荒的話，也未見得豐衣足食，更何況天災人禍，便跑到上海灘來混飯吃。“江北人”
被上海原住民看不起，和現在發達國家看不起中國人一樣，就因為窮。而由於窮，惟有靠打工、賣苦力，從事低賤職業謀生。據說舊時上海拉黃包車的，以我家鄉人為多。
我祖先拉沒拉過，已湮沒無考。但到我父輩這一代，也還不過是小市民一類。盡管努力以為不是，穿長衫，而不穿短打，想辦法使人認為是家境不錯，但骨子裏，或者別人眼裏，仍是小市民，是無疑的。
不過，他們都是些善良老實的小市民。善良老實，幾與懦弱同義，我之缺乏一種抗爭的意識，大概就是胎裏帶的毛病了。
我一直在研究我自己和別人身上的小市民心態。
這些特殊層麵的人群，很難用經濟的，階級分析的觀點來認識。大城市裏的小市民，既是一股湧動的力量，也是一種可怕的墮性。每一個細胞都有逃逸出這個整體的企圖，無法實現以後，也能迅速找到樂在其中的理由。會對比他強的人嫉妒得心癢難禁，也會對比他不如的人，奚落恥笑而獲得慰藉。這等人，永不滿足又永遠滿足，有吞吃一頭大象的欲望，而無捉拿一隻耗子的決心。拜金主義和對權勢的懾服，使得某一部分神經特別發達，但對庸俗，卑劣，墮落和無恥，又往往顯得麻木和習以為常。一個個活得既開心，也不開心，似乎痛苦，又並不十分痛苦。
這就是我認識的那些弄堂裏的芸芸眾生的上海。不過，這種小市民習氣，如今，並不局限於那些弄堂裏。
我在那裏讀到了高中二年級，便考到南京去讀戲劇編劇專業了。
記不起是哪位哲人說過的話了，“文學是我的理想國”，在那樣一個小市民的氛圍裏，我並不清高，但多少希望有一些清高，於是，書籍是惟一的可以逃避現實的去處。
我感謝那時有許許多多的書，也感謝那時沒有許許多多的“敬惜字紙”的勸善者，諄諄教導你應看什麼書，和不應看什麼書。
隨後，便是一九四九年。
那時，在這座國立的戲劇專科學校裏，已是風雨飄搖，人心思變，根本念不下莎士比亞和易卜生了。這或許是我至今想寫戲而寫不了的原因，也大概是我小說中某些戲劇化弊端的根由。
文學性格和人的秉性一樣，也難改。另外，一個作家應該明白你的讀者的口味。你為你的讀者寫，隻要他們看你的書，買你的書，就行了唄！
當然，這有點護短，但文無定法，何必一定要合乎什麼規範呢？我覺得這樣寫舒服，別人說長道短，幹嗎要往心裏去呢？
所以，我從來不相信一個人說我作品好就好，一個人說我作品壞就壞的。即使所有的“評論家”都搖頭的作品，我也抱去他媽的態度。寫文章本來不易，還要抬頭看這看那的臉色，實在太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