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的欲望不斷被爆炸的信息挑起、人類的神經頻頻被信息蹂躪的物欲時代的喧囂中，文學理應發出它可能顯得別扭、困難而保守的聲音。或許它的“不合時宜”正是真正意義上的先鋒！
——《山中少年今何在》
一般來說，閱讀是和文字相關聯的。雖然，人們有時也會把欣賞一幅好畫說成“讀畫”。用在這裏的“讀”，強調的是欣賞的深度了，就此也微妙地點出了看畫與讀畫間的差異。但是，在網絡時代，在網頁擠占書頁、讀“屏”多於讀書、紙和筆遜位於光和電、機器的規則代替著漢字的規範、數字的操作顛覆了鉛字的權威、“輸入”代替著書寫的潮流中，在“拇指文化”無限深入人群的今天，在消費的欲望熱烈擁抱大眾的背景下，“讀”和“看”的界限似乎日漸模糊起來。入“網”者眾，正如那位美國著名詩人的著名短詩：“生活——網。”技術的戰車把新媒介——數碼技術送進人間，使昔日由“紙麵”凝聚的諸多藝術的神性不斷被“界麵”的感覺顛覆和碾軋。看圖被稱為“讀圖”，而這裏的“讀”已不再意味著欣賞的深度。眼睛在網上快速、便捷的“暴走”替代著以往細嚼慢咽的傳統閱讀，這應該說是閱讀的革命之一種。
不過我今天要談的閱讀，僅限定在紙麵書籍的閱讀。因為，雖然網絡閱讀的分量在今日人們的生活中已不可小視，私下裏卻總覺得“符碼”代替“物質”的閱讀損失的是時間的縱深和曆史的厚重。人在獲得大麵積爆炸性信息的同時，也會有某種難言的失重感。在我純屬個人的體驗中，閱讀其實是一種有重量的精神運動。不同的年代，閱讀在人的生活中也表現出不同的重量。
一、七十年代閱讀帶給我的重量級衝動
二十一世紀初年，有媒體問了我一個問題：讓我舉出青少年時期對自己影響最深的兩本書，隻舉兩本，一本中國的，一本外國的。這提問有點苛刻，尤其對於寫作的人。這是一個誰都怕人說自己不深刻的時代，如果我講實話，很可能不夠深刻；如果我講假話，列舉兩本深奧的書，可那些深奧的書在當時並沒有影響我——或者說沒有機會影響我……最後我還是決定說實話。我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是我的少年時代，正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個限製閱讀的文化貧瘠的時代。我自幼喜歡寫日記，在那個年代也堅持寫，隻是那時的日記都是“懺悔體”。我每天都在日記裏檢討自己所犯的錯誤，期盼自己能夠成為一個“純粹的人”。實在沒有錯誤，甚至會編造一點寫下來。就是在這樣的日子裏，我偷偷讀到了一本書，是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記得在扉頁的題記上是這樣兩句話：“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隻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沒罷了；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隻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這兩句話使我受到深深的感動，一時間我覺得這麼偉大的作家都說連英雄也可以有卑下的情操，更何況我這樣一個普通人呢。更重要的是還有後麵一句“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這兩句話震撼了我，讓我很想肯定自己，讓我生出了一種從不自知的既鬼祟又昂揚的豪情，一種衝動，想要去為這個世界做點什麼。所以我說，《約翰·克利斯朵夫》在文學史上或許不是一流的經典，但在那個特殊年代，她對我的精神產生了重要影響，我初次領略到閱讀的重量，這重量擊碎了我精神上的某個死結，同時給了我身心的沉穩和力氣。另一本中國的書，我選了《聊齋誌異》。在那個沉默、呆板和壓抑的時代讀《聊齋》，我覺得書中的那些狐狸，她們那麼活潑、聰慧、率真，勇敢而又嬌憨，那麼反常規，作者蒲鬆齡有那麼神異、飛揚的想象力，這一切為我當時有限的灰色生活開啟了一個秘密的有趣味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