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一個美麗的同時又險惡多端的城市，一個平靜的然而犯罪率極高的城市，這樣的一個政治都市華盛頓，關注總統和白宮的人數也許遠遠超過議論文學和作家的人數。作家和文學在這裏被擠壓到一個狹小的不起眼的角落，有時候你覺得生活在這裏的詩人、作家不過是在那兒自得其樂——當然，寫作的本質也自有它自得其樂的一麵，樂在作家與他們創造的故事之間罷了。但是，當我到達華盛頓之後，很快就有人告訴我，華盛頓地區活躍著一個作家工作團，這個工作團的工作就是用文學給人治病。它的活動居然還得到nea（美國國家基金會的簡稱）的重視，nea為工作團提供經費。
身為作家，我從來不認為文學有醫治人類病痛的偉大功能，也不了解華盛頓的作家工作團用什麼方式去給什麼樣的人治什麼樣的病。可我知道我將在nea和該委員會的文學部主任麥克·謝有一次會談，我很感興趣於這次會談。
nea所在地是一座古老的哥特式建築。一百年前它是華盛頓的老郵局。大門前盛開著鬱金香，還有一尊本傑明·富蘭克林銅像。這個戴著假發套的智慧的瘦老頭，他微微地抬起右手，手掌向前伸開，不知是抵禦著什麼，還是解釋著什麼。雖然他被放在這裏原來同nea無關，但nea似乎是靠了富蘭克林的“抵禦”和“解釋”才得以生存，這使得nea反倒有幾分苟且偷生的味道。
麥克下樓來迎接我。這是一位銀發紅臉的中年先生，愛爾蘭後裔。像大多數愛爾蘭人一樣，麥克也爽直並且性急。剛走進辦公室，他就迫不及待地向我講起他們目前的困境。他告訴我，nea的經費通常由聯邦政府提供，去年nea文學部得到的經費是四百五十萬美元。他們用這筆錢獎勵文學藝術界的天才，讚助藝術演出團體和作家工作團。但是好景很可能不長，現在共和黨的有些議員為了迎合右翼納稅人的情緒，否定藝術的公共價值以便為自己拉更多選票，便不斷給聯邦政府施加壓力，一開會就提出削減甚至取消讚助文學藝術的錢。
我還是將話題引向作家工作團。麥克說，作家工作團是一九九四年在他和幾個青年作家的聯合倡議下成立的，它的成立是受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肯尼迪總統倡議的青年和平工作團的啟發。當年的青年和平工作團就是以幫助窮人改變處境為目的，而今天的作家工作團，是吸收那些有奉獻精神、熱心公益事業且關注下層民眾的青年作家，定期為醫院裏、收容所裏以及流落街頭的心靈受到傷害的人們做治療。確切地說，他們啟發和鼓勵自己的患者投入到文學創作中去，用寫作手段來宣泄內心，表達自己，減輕靈魂的壓力。看來他們的工作既有文學屬性，又有心理醫生的特征，或者比心理醫生的工作更具可操作性。工作團作家們的報酬很低，每年一萬美元左右，是一個公司職員收入的三分之一吧。nea還是設法給這些作家誌願者以更多的回報，如給予他們醫療保險和進大學深造的優惠條件。說到這裏，麥克又開始指責政府對他們的忽略，他說，即使是這樣有意義的事，一些政客也不願他們存在，官方常稱：既然作家們都是誌願者，那就讓他們完全誌願下去吧！麥克卻堅持認為，一個社會其實是靠了少數作家支撐著人性的高貴和文化良知的，“你以為怎樣？”他問我。
我不能說人性的高貴和文化良知僅靠作家來支撐，但作家存在於社會的意義，的確與捍衛人性的高貴和文化良知緊密相關，無論是通過自己的寫作，還是通過鼓勵別人寫作。
當天下午，我去訪問華盛頓作家工作團。這是一個由十二名青年作家組成的團體，十二名作家又隨時化整為零分成小組。我見到了工作團成員吉妮和依曼妮，她們兩人一組，過一會兒我將跟隨她們去一座教堂的地下室，給一些無家可歸的女人上課。吉妮是個瘦高的少女，出版過兩本小說集，她的長過腰際的滿頭金發使她看上去像條美人魚；依曼妮是個黑人女孩，詩人，正在研究老子，她快樂的臉上有兩個酒窩，酒窩使她的臉更顯快樂。我向吉妮和依曼妮提出了我的一些問題，比如她們教授的對象大都有些什麼樣的經曆，比如她們用什麼樣的教學法來教這些人寫作，比如她們每星期給學生上幾次課。吉妮說參加她們寫作課的女人，有受丈夫虐待離家出走的，有被家庭遺棄的，也有自幼心靈受過創傷的，還有一些精神不太正常的。依曼妮接著說，對於這些“患者”她們沒有固定的教學法，她們的方法是靈活多樣的，她們的目的不是讓這些女人變成作家，而是用文學影響並改變這些女人的思維和心境，讓她們用新的眼光肯定自己、看待生活。這種治療活動（授課）大約每周兩次，每次一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