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筆耕之旅”（代跋）
常言道：“文無定式”。為使本篇跋文既有可讀性，又有趣味性，擬以“斷代體”謀篇布局，並“特聘”網絡熱詞“被”字，“客串”各章節“篇首”，以期一“被”一故事，一“被”一鏡頭，一“被”一感悟。
被首秀。我的處女作，發表於1973年12月12日《哲裏木報》二版（今《通遼日報》），標題是《白音套海大隊精打細收，複打複收》。這篇處女作的“出籠”，主要因了風馬牛不相及三件事的“偶合”。一是擔任大隊專職廣播員。這年9月，我被調到“大隊廣播放大站”工作。我有幸成為“第一任廣播員”，這要感謝新聞記者同期聲錄音采訪（到達集體戶當晚，隨行記者點名讓昔日班長代表集體戶知青表態發言）。於是，我便當場“伏炕疾書”，然後衝著麥克風就是一通慷慨激昂“表決心”。因了這次奮筆疾書和“一次錄音成功”，我給大隊領導留下了“能說能寫”初印象，進而為半年後當選大隊廣播員（兼記者、編輯），創造了先決條件。二是榮升大隊“準班子成員”。調到大隊廣播站不久，大隊書記又任命我為民兵連副連長兼文書，使我有了“參政議政”和獲悉大隊“革命生產形勢”等諸多信息的便利。三是電動萬能脫粒機脫淨率低。為使廣大貧下中農從掄木棒、拉石滾子打場法中解放出來，大隊專門為三個小隊分別配置一台電動萬能脫粒機。但由於脫粒機轉速快，導致脫粒後的玉米棒兩端都有顆粒殘留。這三樁看似互無連帶的事兒，偶合到一起便有了催生“處女作”的主觀因子：一是大隊黨支部書記王煥來，每每都要帶上“本台記者”的我，陪他一起騎馬挎槍（既顯氣派又可途中打獵）檢查各小隊生產進度，以便在“大隊新聞”節目中“造勢”；二是我倆一連轉了三個小隊，聽到和看到的都是新配備的萬能脫粒機“消化不良”問題；三是回到大隊部後，我從策劃“自辦新聞”的角度，建議大隊書記下令，讓各生產隊在家“貓冬”的輔助勞力（放寒假的中小學生），以及半勞力（農村素有“姑娘時期全勞力、戀愛時期半勞力、結婚之後零勞力”習俗）走出家門搓玉米，以彌補機打玉米脫粒不淨的缺陷，得到大隊書記的認可。結果，不到1周時間，全大隊30多個半勞力，就手工搓玉米150多斤，既解決了因“機漏”而浪費糧食問題，又較好地落實了公社領導關於“精打細收，顆粒歸倉”指示，可謂一舉兩得。於是，我就以此為素材，撰寫了題為《白音套海大隊精打細收，複打複收》一稿，先是在“大隊新聞”播出，然後就郵寄給報社和廣播電台。半個多月之後，這篇稿件就被《哲裏木報》（1973年12月12日第二版）和哲裏木廣播電台采用。當我看到報紙時，別提心裏有多高興了，手拿著報紙反反複複地看，咋看也看不夠。盡管編輯發稿時，將1000多字的“中山裝”，剪輯成360多字的“小背心”，但這終究是我第一次“手寫稿變成鉛印稿”，第一次在報紙上刊登自己的“大作”，第一次榮登文人薈萃的大雅之堂。因為中學時，自己就曾立誌當一名能“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給別人看”的記者，今天，自己雖未圓夢，但終究邁出了“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的第一步，也成為一個“寫文章給別人看的人”，心中那種驕傲和自豪之情，難以言表。若幹年之後，難以忘懷“處女作”的我，還先後撰寫了兩篇回憶“處女作”文章，一篇是《處女作引發的衝動》（《通遼日報》2004年10月17日周日版），另一篇是《處女作發表之後》（《沈陽鐵道報》2013年7月28日周日版）。
被專版。我所撰寫的新聞稿件，先後有兩篇享受“專版”待遇。第一篇專版稿件《上山下鄉大有可為——白音套海大隊知識青年鍛煉成長的故事》，刊登在《哲裏木報》1974年6月17日三版；第二篇專版稿件《在鬥爭中加強民兵理論隊伍建設》刊登在《哲裏木報》1974年11月5日三版。實在講，這兩篇稿件之所以“被專版”，可謂造化弄人——得益於“天時地利”。第一篇“知青故事”專版，沾光於“天時”。因為每年5月前後，全國各級新聞媒體，都要圍繞毛主席“五七指示”精神，大張旗鼓地宣傳“知識分子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年，恰巧我們大隊知青被評為“先進集體戶”，並被指定參加哲盟和科左後旗兩級“知青先代會”。於是，我寫完大隊知青“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紮根農村幹革命”事跡材料之後，就從中“優選”四則小故事，然後冠以“上山下鄉大有可為”主標題，分別寄給報社和電台。由於稿件“恰逢其時”，很快就被《哲裏木報》和哲盟電台采用。
第二篇專版稿件《在鬥爭中加強民兵理論隊伍建設》，沾光於“地利”。這個“地利”，並非“自然景觀”的地利，而是“人文景觀”的地利。因為我所在的大隊民兵連，自打跨入“先進”行列之後，無論是“抓階級鬥爭”，還是搞大批判，或是“農（牧）業學大寨”，都始終處於“典型典型，幹啥都行”領頭羊的位置。但後來，隨著“批林批孔”運動不斷花樣翻新，先進典型“疲勞綜合征”便逐漸顯現。但當“運動大方向”轉入“批林批孔”“批儒評法”“批《水滸》”“批宋江投降派”時，“民兵理論骨幹”的“追風”步伐越來越“不跟趟”，胡批亂侃的“嘴碼子”也越來越“不靈泛”，一小隊甚至有人“一本正經”地揭發批判：既然“水壺”（滸）不是好東西，那暖壺也肯定不是好東西！其實，身居窮鄉僻壤的農牧民，祖祖輩輩連《水滸》是個什麼東西都聞所未聞，更何況“孔老二”“儒家法家”是何方神聖更是說不清道不明。在如此“大好革命形勢”下，我受命參加了旗委宣傳部舉辦的“批儒評法”理論骨幹培訓班，同時又受益於學習班中獲悉的農村牧區“運動難深入”報道信息，回來後我便以本大隊“加強民兵理論隊伍建設”為主題，補白式地寫出這篇具有極強指導意義的經驗通訊，很快就被報社編輯以整版篇幅刊登，哲盟廣播電台也隨後播出。俗話說：“老鄉怕街坊。”由於我在撰寫這兩篇“大塊頭”時，程度不同地摻有“想當然”成分，所以，深知內情的知哥知妹都不無調侃地說：“看了老徐寫的稿子，咱算知道報紙是咋回事了。”或許，這就是“妙筆生花”的曆史憾痛。
被石頭。處女作發表之後，我寫稿的熱情，簡直到了“白熱化”程度。那陣子，幾乎是聽到啥就寫啥，看到啥就寫啥，甚至想到啥就寫啥，有時為了稿件的“時效性”，白天到各小隊采訪，晚上回來挑燈夜戰突擊寫稿。一時間，把大隊黨支部和民兵連吹得天花亂墜，諸如《大隊黨支部認真學習元旦社論》《大隊黨支部狠抓路線教育，搞好一班人的團結》《批林批孔促進夏鋤生產》《民兵連搞社會調查》《人定勝天，抗旱播種》《白音喜海大隊社員出勤率提高》等。僅在下鄉翌年的1974年，我就在哲盟及吉林省（當時隸屬吉林省）報紙和電台發表稿件10多篇。當時那股“筆勤”勁兒，還可從不斷變換的筆名中窺斑見豹，有時用“陶海”“特古舍”（平的譯音），有時用“報道組”“大隊報道組”“民兵連報道組”，等等，三天兩頭就換一個筆名。心血來潮時，還將“鐵哥們兒”尊姓大名赫然稿後。冬閑時節實在無事可寫，幹脆就將報紙上“批林批孔”之類的文章克隆下來，然後署名大隊書記或民兵排長。此舉，雖然自己“榜上無名”，但卻可“樂享”新聞單位惠賜的采訪本、稿紙、鋼筆或小掛曆等“稿酬”。常言道“人怕出名豬怕壯”。由於我們大隊經常“報紙上有名，廣播上有聲”，尤其是兩篇“大塊頭”稿件的見報，不但使我更加“名聲小噪”，而且還極大地“刺激”了其他大隊黨支書的“視神經”，更加痙攣了他們的“政績神經”。因為他們治下的大隊同樣擁有豐厚的“知青資源”，他所“執政”的大隊同樣“革命生產形勢一片大好”，所以他們便想“如法炮製”。於是，毗鄰的哈布其拉大隊黨支書，專門召開知青“寫稿動員”會。他操著“蒙味”十足的漢語，一麵嚴厲批評本大隊知青“不拿筆”，一麵把我當作“打人石頭”：你們究竟是咋回事呢？全公社三個大隊“唧唧青年”（知識青年）都是一塊兒堆來的，看看人家白音陶的“唧唧青年”“曲”（徐）平，他咋就總在報紙上“寫表揚”，在廣播上“寫講話”呢？！今後，你們都得給報社寫文章，誰不寫都不行！其實，這位大隊書記給知青“壓擔子”，並非重視新聞報道工作，而是“虛榮心”使然。因為他們把登報紙上廣播，當作大隊工作“有成績”的“物證”，當作支書能力“被肯定”的“人證”。如此心態，從那句耳熟能詳的“口頭禪”就可見一斑：“還是煥來（我大隊王書記）幹得好呀，盟裏領導總在廣播裏表揚呢！”
被頭條。新聞寫作也是有“野心”的。這個“野心”就是稿件“上頭條”，最好是“頭版頭條”。我入路後的第一篇“頭條”稿件是“二版頭條”——《要想高速度，必須保安全——甘旗卡站區幹部職工學社論抓安全滅事故點滴》（《錦鐵消息》報1978年1月31日二版頭條）。這篇稿件緣於早交班會。這天，站區業務室主任在早交班會上分析安全形勢時，專門列擺幾件防事故實例說明“安全好轉”，而革委會主任在會議小結時，把這些“好事”歸納為“學元旦社論見行動”。於是，我就有機捏合兩者，在精選四則“防事故”故事的基礎上，將元旦社論提出的“高速度”用作主標題，然後在副標題和導語中突出“學社論見行動”，進而使這篇稿件成為“時事政治”加“現實成果”的時髦稿，所以很快就被編輯刊登在二版頭條位置。
我的第一篇“頭版頭條”稿件——《在運輸生產中不搞形式主義的花架子——鄭家屯車站黨總支解剖典型事例，認清“左”的思想危害，紮紮實實做好工作》（《錦鐵消息》報1981年3月28日一版頭條）。當時，鐵路局下發通知，要求在運輸生產領域“查擺形式主義花架子”。於是，我就把鄭家屯車站“動作快，查擺細”的基本做法，寫成“動態新聞”，很快就被采用。此後，我便憑借分局政治部宣傳科專職新聞幹事“管內行走”的便利，先後發表了10多篇“頭版頭條”。譬如，第一篇“配編後”頭版頭條——《“決定”正在這裏逐步落實——鄭家屯地區夜班查崗一瞥》（《錦鐵消息》1982年7月8日一版頭條），編輯還專門配發題為《工作一定得求實》的“編後話”。第一篇“額外收獲”頭版頭條——《鄭家屯機務段成立退休職工管理委員會，加強對退休職工管理工作》（《錦鐵消息》報1981年11月5日頭版頭條），這是我在采訪鄭家屯機務段“老式鍋爐保養法”新聞時，額外得到的新聞線索，此稿不但被《錦鐵消息》報頭版頭條（1981年11月5日）刊登，而且還被《吉林日報》刊用（1982年1月2日二版）。此外，還有第一篇“應節氣”頭版頭條——《這裏的業餘文化生活豐富多彩——通遼車輛段黨委一手抓掃黃，一手抓文明，積極開展職工業餘文化活動，推動了“雙文明”建設的發展》（《沈鐵日報》1991年1月4日），並配短評《要牢牢占領這塊陣地》。第一篇“標題出彩”頭版頭條——《“空中診所”治“疑難雜症”，“違規糾察”克“施工擅變”——通遼分局黨委卡控安全生產“變化點”出新招》（《沈陽鐵道報》2004年9月13日頭版頭條）。此外，還有第一篇“省部級”頭版頭條——《赤峰車站堅持正麵教育，算三筆賬解開三個思想“扣子”》（《內蒙古日報》1987年6月6日頭版頭條、《遼寧宣傳》1987年第1期），等等。
被央媒。我的寫作夢想，就是在中央級新聞媒體登稿。在“追夢央媒”過程中，具體有5個難忘的“定格”鏡頭。一是定格“紅領巾”鏡頭——《紅領巾一聲喊，救了一列火車》（《中國少年報》1982年7月28日二版）。寫的是在寶龍山車站候車的劉雅茹、魏曉英等5名少先隊員，看到駛入站內的原木列車當中，機後第6節車廂冒出縷縷青煙，她倆跑步將火情報告給運轉車長，避免了一場列車火災事故的發生，受到鄭家屯分局的表彰和獎勵。盡管《少年報》是“準央媒”，但卻是自己“圓夢央媒”的破冰之作。二是定格“負能量”鏡頭——《詐騙犯，機關算盡誤終身》（《中國青年報》1985年3月16日二版）。說的是某段一名青工為了籌備婚禮，而以詐騙手段獲取收錄機的事兒。由於當時全國正在轟轟烈烈地開展“加強對青年一代的教育”，討論如何挽救“垮掉的一代”，所以這篇頗能注釋“教育”“挽救”必要性的稿件，很快就被《中國青年報》刊用，編輯還專門配發了“編後話”。三是定格“正能量”鏡頭——《一遝人民幣從列車上飄出之後》（《工人日報》1985年6月25日一版）。說的是青年工人李江，清晨騎車走在曠野區間時，撿到從列車上灑落路基的900多元人民幣，然後悉數交給工長返還失主的事兒。由於稿件體現了“祖國處處有雷鋒”的“正能量”，所以《工人日報》刊登之後，《火車頭報》《人民鐵道》《內蒙古日報》《內蒙古工人》雜誌、哲裏木人民廣播電台、內蒙古人民廣播電台等10多家新聞單位，先後予以采用；年底，此稿還被內蒙古人民廣播電台評為“好新聞”二等獎。四是定格“超前量”鏡頭——《用製度管住嘴，用措施管住腿》。這篇以“製度反腐”為亮點的稿件，在反腐倡廉“教育熱”階段，頗具“先行一步超前量”。所以，稿件郵出之後，很快就被《法製日報》（1995年5月16日8版）《人民日報》（1995年5月10日3版）采用，《沈陽鐵道報》還在頭版頭條刊登（1995年6月20日）。五是定格“專欄稿”鏡頭——《通遼車輛段班組政治學習“自助”精選——每月一主題講活班組》（《工人日報》2000年2月8日6版）。我想，這篇介紹“每月一主題”活化班組政治學習經驗的稿件，對於去除國企普遍存在的政治學習“填鴨式”“牛不喝水硬按頭”弊端，具有“小偏方治大病”功效。於是，我就將稿件“靶向”《工人日報》“政工專頁”欄目，沒想到，很快就被采用（2000年2月8日六版），並且還刊登在該版頭條位置。接著，《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雜誌（2000年第4期）、《政工研究動態》雜誌（2000年第9期）、《中心組學習》雜誌（2000年第6期）、《沈陽鐵道報》（2000年2月26日三版）也先後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