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語
唐曉渡
都說書有書的命運，一本刊物也是如此。三年多前《當代國際詩壇》創刊時可謂前瞻有望，後顧無憂，我們唯一要做的似乎隻是如何把它編得結實些再結實些，以對得起讀者，也對得起合作雙方的初衷。然而世事流轉，心隨境遷，四期五卷（含一卷中日當代詩歌交流特輯）之後，本刊卻不得不和原帕米爾文化藝術研究院一起，被卷入了或許是無可避免的變局。一則無往而不勝的廣告說，“一切皆有可能”，念此可得慰藉；而更大的慰藉在於：遵照“可能”的邏輯，幾乎是以無縫連接的方式，變局就被轉化成了新局。一次趔趄之後，感慨是免不了的，但由此激起的感謝更多。我們要向已成背影的中坤詩歌發展基金致謝，沒有他們的支持，這份詩歌讀物很可能至今還是一個構想；同樣熱忱的謝意獻給木刻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沒有他們在關鍵時刻施以援手，這份讀物即便不會成為某種偏見的犧牲品，也會陷入一時難以為繼的困境；當然，更應該感謝的還是詩本身，沒有她作為巨大引力場所集合起來的熱愛和她所教誨的無私品質，那條維係所有相關者、號稱“金鏈”的紐帶——我們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環節——就將是世界上最脆弱的聯合。
說“新局”隻是相對之語，本刊的宗旨則一以貫之。請允許我於此再予重申：當代。國際。豐富。高端。一個開放的、全視野的多向互動平台，以服務於中國當代詩歌的繁榮和發展——這是認知《當代國際詩壇》的一係列關鍵詞，也是我們的職責所在和努力方向。
按照最初的策劃，本期的“當代俄羅斯詩歌專輯”當在第三期與“東歐專輯”同時推出；延後如此之久，可知其間曲折。確實，從“黃金時代”到“白銀時代”，偉大的俄蘇詩歌對中國當代詩歌的影響是如此深巨，以致俄羅斯當代詩歌的風貌，相形之下反而成了譯介、閱讀的一個“短板”；沒有誰會指望一個專輯就能改變局麵，但因此在選擇上更為審慎，有更高的質量希冀，應該是不難理解的。這就害苦了譯者李寒先生，而他麵對我們的反複折騰所表現出來的高度耐心、宥諒（我甚至要說“仁慈” ）和責任感，不僅一再加深了我們的歉意，也贏得了我們更多的敬意。本專輯所收的十位詩人，其出生年月介於1946－1957之間，就代際言，大略相當於我們的“朦朧詩”到“第三代”——這當然不是在拿年齡說事兒，而是說，就其在俄羅斯當代詩歌格局中所處的位置而言，他們正屬於業已充分展示了各自的可能性，其實績、成就已獲初步定評的一群，且不論“代表性”如何，稱“有相當的說服力”，應該是靠譜的。順便說一句，盡管本專輯所收作品以新譯為主，這些詩人中的絕大多數卻早已在中文語境中亮過相——在網上，在例如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的《當代俄羅斯詩選》中，有興趣的讀者不妨進一步搜集參讀。當然，願意拿出足夠的時間和耐心，同時參讀本專輯所刊愛潑斯坦長文《俄羅斯詩歌新潮流：概念主義、元現實主義、在場主義》的讀者，肯定會有更多的收益。不必深究愛氏的建構框架（與上世紀初俄羅斯詩歌象征主義、未來主義和阿克梅主義之“三位一體”相呼應的“新的三位一體”）到底是源於俄蘇現代詩研究中的獨特發現，還是某種普適性的整體研究方法（同時擷取色譜的兩端和最典型的中段）在相應領域中的運用，其描述和分析本身就蘊含了巨大的啟示性。他對那種貌似真誠，實則將人類精神生活“降到純然本能直覺領悟”的“肚腸水平”的辛辣嘲諷和他對文化無所不在的變形能力的強調相得益彰，據此我們不得不再次反思“何為創造性”這一自浪漫主義以來一直處於核心地位的詩學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