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語
唐曉渡
盡管有過機場調度經驗的人很少，但航班一再延誤所帶來的沮喪人人可以理解。我承認，此刻我正沉浸在類似的沮喪之中。這不是說我們沒有預定的時間表，而是時間表總能滑出我們的控製。原因說來都很具體，但多言無益，還不如找些理由安慰自己，比如：讀詩畢竟不是趕飛機，早一點晚一點無所謂啦，人算不如天算，計劃趕不上變化啦，等等。自然，這麼說主要還是希望得到讀者的諒解；本期和第二屆中坤國際詩歌獎有關的信息因出版時間一誤再誤而由新聞成了舊聞，就尤其希望讀者諒解。好在獲獎者和相關研究文字（阿多尼斯第二期已有專輯，可參看）都經得起耽擱；一些由此引起的感念也不會因時過境遷而變得更加無足輕重。在頒獎典禮的致辭中我有兩段話或許值得與讀者分享。第一段是：
這是光榮的時刻，是我們一起分享光榮的時刻。這光榮首先是三位獲獎者的光榮，而歸根結底，是詩的光榮。詩的光榮永遠和成功無關，倒不如說它是失敗者的凱旋；它同樣有理由贏得鮮花、美酒、掌聲和讚譽，但這無非是一種偶然的修辭方式；其日常方式則令我想到阿多尼斯先生的兩行詩句，他說，“世界讓我遍體鱗傷，/但傷口長出的卻是翅膀。”沒有誰說得清其間的轉換機製，正如沒有誰可以測量出從傷口到翅膀的距離，然而我們都知道他說出了什麼。這裏既沒有神話，也沒有奇跡，同樣沒有悖謬，有的隻是一顆詩的赤子之心，其中融涵了詩人的良知、責任、智慧、勇氣、深摯的愛和巨大的悲憫。必須承認，在言及“赤子之心”時我內心感到了某種軟弱和猶疑，但我還是要大聲地說出這四個字，因為我相信，這既是三位獲獎者在各自領域內取得傑出成就的基本依據，也是我們在這裏相聚的最無需掩飾的理由。
第二段是結語，如下：
據我所知，給詩歌設立獎項在世界詩歌史上隻是近百年來的事，而這近百年恰恰是人類社會經曆了前所未有的混亂、血腥、迷失和加速度變革的曆史時期。這種對稱絕非偶然，中坤國際詩歌獎也因此被賦予了遠遠超出其形式本身的意義。對我們來說，它不僅是一種向詩致敬的方式，發出詩的聲音的方式，也是一種提示不可回避的生存和精神危機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一種激勵詩歌精神薪火相傳的方式。它是一個停頓，以使我們更清楚地看清所來和所往；又是一次重申，以使我們更加從容地應對這個在權力和物質的壓迫下越來越失重的世界。詩或許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顯得可有可無，換句話說，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和我們休戚相關。這是一個方死方生，無比嚴峻也無比美妙的時刻，北島先生曾經在一首詩中描繪過這一時刻的鏡像，請允許我征引其最末一節，以標示一個不是結束的結束：“鏡中永遠是此刻/此刻通向重生之門/那門開向大海/時間的玫瑰。”
“時間的玫瑰”總令我想到巴烏斯托夫斯基的“金薔薇”，而本期的“德語詩歌專輯”再次讓我在這兩個有關詩的元意象之間搖擺不定。時間的玫瑰鮮活而金薔薇永恒，或許兼取其義，才能表達我對這一專輯的舉薦之情。縱貫兩個多世紀的四個詩人被置於同一空間，卻絲毫不影響其共時的當代性，不能不令我們再次慨歎詩意時間的魔力。但是從來就不存在什麼抽象的“魔力”，與之形影相隨的，必是人類無以回避的“問題情境”。荷爾德林之所以在中國當代詩歌語境中突然大放異彩（有考證文章指出，早在1930年代初國內即已有其作品的零星譯介），無疑和1980年代中後期興起的“海德格爾熱”有關，然而，和海德格爾的盛名比起來，他在闡發荷爾德林的過程中所標舉的問題難道不更像是閃電一擊嗎？一個人可能不讀或讀不懂海德格爾，但麵對“在貧困的時代裏詩人何為”這樣的追問時卻不可能不怦然心動；一個人可能不清楚“酒神的神聖祭司”職責何在，但細品“在神聖的黑夜裏遷徙，浪跡四方”這樣的詩句時卻不可能不百感交集。認為荷爾德林早在二百年前就預言了我們的時代是過於戲劇化了，倒不如說他直取核心，一語道破了早已被現代性攫住的詩和詩人的困境。在我看來，正是對困境的深切意識迫使荷爾德林一再言及“神聖”，而二者的尖銳衝突一方麵成為導致他最終精神崩潰的深刻肇因，另一方麵又成為他的作品如此豐饒、豐盛的內在淵藪。立足這種豐饒、豐盛而重返其源頭，尤其是其“天、地、人、神”渾然一體的精神結構，將進一步擦亮他有關“人，詩意地棲居”的獨特思致。感謝譯者林克為我們提供了這種可能。荷爾德林“道成肉身”式的追求似乎更多是被選擇的結果，其凶險和代價已不僅由他自己，也由受他極大影響的中國詩人海子所體現，但無論如何，都不會影響其作品普遍的啟示性。“偉大的策蘭”也是如此。他卓絕的寫作事實上一直對舉著阿多諾的名言“奧斯維辛之後再寫詩是野蠻的”——既是一種應答，也是一種闡釋，進而是“對征服者線性曆史的糾正”。孟明和王家新的新譯肯定會深化中國讀者對策蘭的熱愛，而在反複閱讀策蘭詩的同時反複閱讀安德蕾婭·羅特魏恩的《怎樣閱讀保羅·策蘭》，尤其是其中“晦澀”、“變換鑰匙”、“凝結”、“詞語的礦脈”諸篇，肯定會使我們獲得雙重的，且遠遠超出閱讀某個詩人的收益。對絕大多數讀者來說，戈特弗裏德·貝恩和薩拉·基爾施都還屬於“生麵孔”，享有盛名的“醫生詩人”貝恩，幾十年來隻有《夫妻經過癌病房》等零星詩作與中國讀者謀過麵。這次，這兩位在德語世界中已確立了相當牢固的經典地位的詩人，將開始他們在漢語世界中的曆險。就我個人而言，貝恩抒情的老到和技巧的圓融都足以令人信服，但更能抓住我的卻是基爾施那“倔強的哀歌”。聆聽漢語中的“薩拉之音”，你會不由自主地想到“‘安娜·阿赫瑪托娃’這個姓名中五個開口的A音具有一種催人心醉的力量”（布羅斯基語），然後是茨維塔耶娃“常常從高音C開始”（阿赫瑪托娃語）的複雜性，最終，三位女詩人的身影交相疊映，並彼此不分地融為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