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北京美得像北平
我們氣象崢嶸地愛過，也偃旗息鼓地敗北。
2009年的時候，我和江東在北京，最窮的時候，冬天那麼難熬，我們所擁有的一切，不過是一張薄薄的電熱毯，一台300瓦的取暖器，一人一台舊筆記本電腦。我縮在床上，他蜷在二手市場買來的舊沙發裏，舍不得點燈，就著取暖器明黃的光，手指像飛奔的馬蹄，嗒嗒嗒地寫著幾乎賣不出錢的劇本。
我們還有一口燒蜂窩煤的爐子，到了飯點的時候江大廚就要出馬，切一棵水靈靈的大白菜，放幾片臘肉，再下兩把麵條，擱兩個雞蛋，撈出來滋溜滋溜吃得倍兒香。日子是真的苦，好在年輕，又是在北京，皇城底下，窮也窮得底氣十足。
冬天快過去的時候，江東買了一塊抹茶蛋糕，上麵插一根蠟燭給我過生日，二十四歲，我嘴裏含著甜蜜的蛋糕仰著頭向我最愛的人許願。我說：“我希望有一天可以住上有暖氣的屋子，每周有蛋糕吃，每天都可以見到?你。”
他把手搭在我的腦袋上，學上帝老頭兒說：“我知道了，不久就會實?現。”
我踮起腳，吻了吻他的額頭。
那時候很多事都能令我們快樂，比如一個早春午後，陽光好得把所有在胡同裏冬眠了幾個月的人們都曬了出來，大家像曬棉被一樣舒服地曬著自己。我和江東混跡其中，用我們的白菜臘肉湯麵換來了一個小模特的曲奇餅幹和一個內蒙古畫家的紅茶。我記得那是一個非常愉快的下午，我和江東在溫暖的陽光裏懶洋洋地望著彼此，手裏捧著紅茶，再吃一塊香香的曲奇，忘記了寒冷和貧窮，以及生命裏所有的冷眼。天空晴朗而高遠，槐樹像老人一樣慈祥，鴿子在簷上撲棱一下飛走了，沙塵暴還沒有來。這樣的春天美好得讓人忘乎所以。
那個春天結束的時候，我放棄了寫劇本，成功應聘，在一個法國人開的外貿公司當翻譯。我們趿著人字拖去秀水挑了一套看上去很不賴的正裝，還下了次館子小酌用來慶祝。散步回來的路上玩踩影子的遊戲，走走停停也拉開了一段距離。江東站在原地等我，衝我喊：“趙朗，好好?幹。”
我說：“江東，你也是。”
起初工作的那幾個月我們的生活溫馨而井然有序，每天早晨我都可以帶一個江東連夜做好的便當去公司，穿戴整齊後拎著高跟鞋再悄悄地折回來，江東還在睡覺，但會迷迷糊糊地親我一下。
下班回來倒兩班地鐵，雖然餓得饑腸轆轆，可是一推開門就會有可口的飯菜等著我。吃完晚飯我們會在胡同裏遛彎兒，江東和我講一講他新寫的東西，我會說公司裏的八卦作為交換。
每個月我們會去小劇場看幾次話劇，在麥當勞吃一個巨無霸然後睡眼惺忪地坐在末班地鐵上，我的腦袋不停地低下去，江東眼疾手快地捧住，把我抱在他懷裏睡。
那時候我們是那麼快樂。2010年的冬天，我們搬進了一間有暖氣的一居室裏，雖然房子有些年頭，交通也不便，但是有暖氣就彌補了一切。那些冷得滴水成冰的夜晚裏，我頭枕在江東的腿上，聽著暖氣管裏咕嚕咕嚕的水聲，好像爐子上一鍋煮得奶白奶白的鯽魚湯。我問江東：“我們什麼時候結婚？”他把一顆珍貴的、用熱水泡過的草莓塞進我嘴裏，“很快很?快。”
我的工作很受法國老板的賞識，他給我加了一次薪水，我的工作理所當然地重了很多，不僅做翻譯，還兼了一部分接單員的活，為此我不得不一次次加班。舍不得出去吃晚飯，隻是去Seven-Eleven買一個半價的便當加熱一下應付了事。
江東還是很不順利，搜腸刮肚寫出來的劇本依然沒有人要。
為了貼補家用，他不得不去接一些他不喜歡的活，比如為一個成功商人寫一些歌功頌德的采訪稿，或是寫一些驚險詭異毫無邏輯可言的懸疑小說，像舊時沽字買酒的落魄文人，這樣的現狀令他焦慮而無望。我也是在無數次爭吵、分手、複合、互相折磨以後才恍然想到，那些我疲於工作賺錢不在家的白天和夜晚，江東一個人在空空落落的家裏，他是如何度過那些黯淡的時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