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中國春運和“創傷療法”
動物遷移是自然界中詭異的現象之一。帝王蝴蝶的超大數量遷徙，澳大利亞聖誕島1.2億隻紅蟹的海岸移動，北極燕鷗往返7萬公裏的超長途飛越，總數曾達到60億隻的候鴿遷移，灰鯨長達1.8萬公裏的繁殖與覓食運動，旅鼠的看似愚蠢的自殺式“死亡行軍”，東非角馬長達5000公裏的轉場運動，都已創造地球生物史上的極限紀錄。而在諸多影像紀錄中，最令人震撼的是北美馴鹿的事跡：近18萬頭馴鹿，每年從南部林區遷徙到位於北極苔原的繁殖區產犢，而後不顧狼群和棕熊的捕獵，重返越冬區，完成長達數千公裏的遷移，場麵氣勢恢宏，驚心動魄。
但所有這些偉大的長征，都無法跟人類的紀錄相比。在21世紀，地球生物的遷徙紀錄，已經被一個全新物種——“中國農民工”所徹底刷新。這種高等動物，在每年冬季1月到2月期間的40多天裏，往返於中國東部和中西部之間，人數多達8億，總流量超過34億（人次），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刻寫了地球生物史的巔峰紀錄。
沒有任何一種生物能在規模、勇氣和溫順程度上與中國人媲美。該物種麵對購票障礙、昂貴票價、極度擁擠的運載空間，以及由此帶來的各種難以想象的困苦，毫無畏懼、年複一年地往返於覓食區（大都市）和繁殖區（故土）之間，製造跨越空間的生命奇跡。
不僅如此，這場大遷徙還提供了新的證據，證明人類擁有戰勝旅途困境的智慧與機巧。今年流行的“春運神器”，除原始的手推車、小馬紮、塗料桶、蛇皮袋、扁擔和舊報紙外，又出現了各種升級換代版，其中被媒體和網民大肆追捧的，有“硬座寶”、“鴕鳥枕頭”、“大腿枕”、“貪睡支架”和“車頸枕”、“箱包防丟器”、“攜帶型集尿袋”、“開道慘叫雞”、“拒踩鉚釘鞋”、“充電寶”、“迷你麻將”以及“搶票軟件”等等。所有這些發明物形成一條粗大的界線，對中國農民工跟遷徙性動物，做出了深刻的人類學分野。既然無力改變惡劣的春運體製，返鄉者就隻能利用外延工具，改善自己的生物性能，以適應嚴酷的長途跋涉。
在那些“春運神器”中，有兩件物品具有重大的象征意義，其一是“大腿枕”，該枕頭以特種海綿製成，其手感模仿人體皮膚及肌肉，甚至還有微隆的肚腩；另一神器叫作“鴕鳥枕”，其形狀猶如一個臃腫的頭套，可以用來遮光與隔音，該設計借用了“鴕鳥政策”的原理——在被天敵攆急了之後，鴕鳥總是把頭紮進沙堆，以為自己看不到對方，而對方也就無法發現自己。這是農民工用以自我安慰的工具，從無法改變的嚴酷現實中，它搭建出一個臨時而微小的烏托邦空間。
撇開社會學家所稱的外部遷徙動因，我們所要追問的是，究竟是什麼“精神春藥”在推動“中國馴鹿”——農民工的周期性返鄉運動？這是一個令人費解的謎題，但正是“大腿枕”和“鴕鳥枕”揭示出中國春運的本性。它是一種聲勢浩大的鄉愁，寄寓著底層勞動者對於故土、親屬、舊友的思念，並由這種思念而尋求團聚與重逢。在這樣的文化訴求裏，還應當包括對於所有過去生活痕跡的周期性緬懷。
導致這種鄉愁的原因隻有一個，那就是中國農民工對未來的迷惘和對現實的焦慮。鑒於東西部、城市和鄉村的巨大落差，落後、破敗、蕭條和資源短缺的故土，無法承受他們的未來夢想；隻有到東部發達城市謀生，才能獲取生存和發展的基本空間。但基於戶籍製度的限定，那些最辛勤的城市建設者，卻無法成為新家園的主人，於是他們隻能在兩地之間狂奔，以搬運一個關於“家園”的文化幻覺。
在某種意義上，春運就是“春暈”，也即一次農曆新年期間的自我電擊，可以將其視為最劇烈的創傷療法。它利用一個混亂低效、放肆斂財的運輸體係和一種充滿苦難的遷徙，來重申改變命運的必要性。每一次返鄉，都是一次痛徹心扉的自我告誡，激勵著農民工跟鄉村道別，成為東部都市的未來居民。但這場悲劇的真正要害在於，無論都市還是鄉村，都不是中國農民工的真正家園。隻要農民工沒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地，這種鍾擺式回家運動就將永不停息。
深藏在這場空間運動背後的是時間的悲劇。擁有漫長曆史的鄉村，正在麵臨土壤貧瘠、人口流失、村社瓦解、資源殆盡的終局。就跟瑪雅人的寓言一樣，它宣喻了五千年的大變局，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唯一出路，似乎隻能是告別鄉村，走向“城鎮化”的未來，通過無數小城鎮的崛起，終結長途遷徙的理由。如果這場悖論式變革能給農民帶來真實利益，而非製造新的苦痛和悲劇，我們就能指望“春運”成為一個可笑的曆史陳詞。
(朱大可，當代著名文化批評家，學者，小說及隨筆作家，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文化學者之一，著有《守望者的文化月曆》《記憶的紅皮書》《華夏上古神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