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國改革的時代影像
——論張勝友的報告文學與影視政論片創作
簡 彪
張勝友，一位以報告文學和影視政論片創作獨樹一幟的作家，一位在文化體製改革領域闖出新路的踐行者，一位享有“改革作家”美譽的時代弄潮兒。
雖在少年時即久聞張勝友的大名，也熟知一些張勝友的報告文學和影視政論片作品，但初識張勝友，是在2010年冬天的深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意城市網絡2010國際年會”在深圳舉辦，張勝友在其中的“新技術·新媒體與文學”分論壇做主旨發言。張勝友侃侃而談其對網絡文學的關切與認知，透出了對網絡這片新鮮世界的熟撚，讓人絲毫感覺不出他已過花甲之年，讓與會者欽羨不已。
這便是張勝友，緊隨時代腳步，唱和時代節拍，勇立時代潮頭―他的思維始終奔湧在改革開放大潮的浪尖，他的行動更實踐了王陽明先生一力倡行的“知行合一”。
在新媒體迅猛崛起的當下，張勝友將報告文學創作與影視政論片有機組合起來，解說詞與影視畫麵、音樂烘托互為鋪陳， 為報告文學的發展開拓出另一片天空，更為形象、立體、 多側麵地謳歌進步、針貶時弊、觀照未來。他創作的一批全景式報告文學作品和撰寫的30多部影視政論片，透著他把握時代脈搏、 與時俱進的追求，無可替代地成為了一股強大的聲浪，推動著社會的變革前行。
影視政論片：文學與新媒體的組合
1977年無疑是張勝友人生的轉折節點：在《人民日報》副刊發表散文《閩西石榴紅》，隨後被選入《中學語文課外閱讀文選》；同時參加“文革”結束後首屆高考，考取複旦大學中文係。
大學畢業後，張勝友分配到光明日報社任時政記者。幾年的記者生涯，訓練出張勝友開闊的視野和敏捷的觸角，他將風雲激蕩的社會變革場景，寫成了一篇篇報告文學作品：《擎起達摩克利斯劍》、《力挽狂瀾》、《穿越曆史隧道的中國》、《沙漠風暴》、《命運狂想曲》、《讓漢川告訴世界》、《北川重生》、《天網恢恢》……這些作品使他蜚聲文壇，為他贏得種種榮譽。在報告文學界，張勝友是繞不開的一座山峰。
張勝友的報告文學創作，充分顯現出他把握時代脈搏的精準。縱觀張勝友的文學之旅，就是在時空與現實的交錯中，如曆史長卷般地鋪展改革開放後神州大地的變遷與生機。尤其是他在2008年推出的政論體報告文學《珠江，東方的覺醒》和《東莞：城市傳奇》， 以濃墨重彩的筆觸，書寫和實錄改革開放30年來珠三角區域波瀾壯闊的變革圖新曆程，燭照了整個華南乃至中國的改革開放曆史進程，不僅盡展其細致入微的記者功底，也凸顯出其浪漫豐富的文學家情懷和鞭辟入裏的哲理思考。
正是長期以來文學素養的積累和對時代世情的深刻關切，讓張勝友對影視政論片的創作充滿了激情。20世紀90年代初，張勝友的創作重心逐漸轉向影視政論片。從《十年潮》、《曆史的抉擇―鄧小平南巡》到《風帆起珠江》、《閡商》、《風從大海來》，張勝友始終與改革同憂樂。其間，既有如《海南： 中國大特區》、《讓浦東告訴世界》等宏觀鳥瞰的作品，也有如《閡西： 山魂海戀》、《邯鋼風流》、《石獅之謎》、《中國平潭島》等以小見大的典範，“壯闊、雄渾、豪邁” 已然成為張氏影視政論片的標簽。迄今為止，在中國網絡電視台紀實台海量紀錄片“評分最高”欄目中，長時期雄踞排名前三的是：《閩商》、《風帆起珠江》、《古田會議》―它們的撰稿人，都是張勝友。
知名評論家蘇浩峰如是評介張勝友的文學創作軌跡：“在高手如林的報告文學創作領地裏，張勝友僅能以其一己之長同他人較勁，禪精竭慮地追趕不斷奔湧向前的潮頭；而在影視政論作品的創作中，他從一起步便馳騁於大海長空之間，超然獨步於少有人涉足的較高層麵，先領時代風騷。”此言很是精辟，形象地將張勝友在這兩個領域的作為勾勒出來。
蘇浩峰的話並沒有解釋張勝友為何要從報告文學到影視政論片做大跨度轉型，而張勝友自已的解釋卻讓人頗為玩味。
“散文在表現急劇變革的大時代方麵顯然是有所局限的，尤其在剖析新舊體製的碰撞和人們的焦灼心態上不夠直接、犀利。影視政論片則以報告文學的形式介入當下的生活，和電視、網絡等新媒體組合，其影響力將呈幾何級數般放大。因為文字旁白、畫麵、音樂的綜合效應，產生了平麵媒體無法比擬的力量。”他很認真地說，“時代在發展，改變了文學體裁；新文學體裁的產生，也順應這個時代發展的需求。”具有政治激情和社會責任感的張勝友，為報告文學這一“文學輕騎兵”，探索和尋找到了新的時代定位。
這個定位，並非僅僅是一種實踐，更是一種理論上的升華。每種文學體裁的發展都會經曆一個個曆史節點，推動這一文體的繼續豐滿或遴然轉型。張勝友的這一論述，也是為報告文學創造了新時代的節點。可以預言，報告文學的光芒必將在文學天空中綻放出更絢爛的景色。
張勝友的影視政論作品，也成為這個時代的必然選擇：《十年潮》、《曆史的抉擇―鄧小平南巡》均被鄧小平親自調看並受到讚許，後者成為黨的“十四大”的獻禮片；《風帆起珠江》成為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的獻禮片……值得一提的是，他新近為福建家鄉撰寫的大型曆史文獻片《閩商》，從更久遠的曆史源頭、更深邃的文化內涵去挖掘這一特殊族群和特殊地域的思想張力，也必將為下一個十年中國經濟的新契機寫下最豐富的注腳。
政論片創作：作文與作畫的互補
影視與文學的組合，畢竟不是簡單的朗誦文字，其對電視受眾的吸引、對畫麵的選取與音樂的烘托等，都需要撰稿人在創作過程中兼顧文學與影視的藝術規律，從而熟德地駕馭電視語言和文學語言，不可稍有偏愛或偏廢。
所幸的是，散文和報告文學方麵的深厚功底為張勝友的影視政論片創作提供了堅實的文學基礎。他喜歡用短語句式，洗練簡潔，讀起來鏗鏘有力、朗朗上口，富於激情和感召力；他在行文中還時常運用生動、形象、排比的格言警句，振聾發績，令人如酸酬灌頂；加上他大量采用新詞彙、民間語言，使得語言貼近觀眾，令人過目難忘。這種鮮明的個性化語言風格，使讀者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這就是張勝友創作的報告文學或影視政論作品。
“創作中要有畫麵感，畢竟影視的第一特點是影像。所以在文本創作中．就要去考究每一句解說詞應該有什麼樣的影像搭配才能達至最佳藝木效果。這就需要和導演不斷溝通，闡述創作意圖。如首先要共同討論大的框架，文學腳本創作完成後，再和攝製方溝通進行二度創作。”張勝友此說乃經驗之談。
張勝友以拍攝《風帆起珠江》為例，言說其中不為人知的創作故事：“最初版本的《風帆起珠江》，開篇是珠江宏闊的曆史背景，從珠江源頭一直延伸至珠江入海口。在央視已排好片並定下播出時間的一周前，突然接到明確意見表示這一集與改革開放關係不直接，必須砍掉。我堅決不同意砍掉， 因為砍掉後會極大地削弱整部影片的曆史厚重感。在劇組通宵會議後，終於找到了兩張美國衛星拍攝的珠江流域對比照片。於是，靈感來了，豁然洞開，通過30年前後兩張照片的強烈對比，便最快捷地切入了改革開放的主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選擇。經過這般點石成金式調整，既保證了影視的可觀賞性，又凸現出文學的思想表達。”
最終呈獻給觀眾的六集電視政論片《風帆起珠江》，分三條線索交疊遞進：第一條線索是中華民族的近代複興史；第二條線索是20世紀至21世紀的經濟全球化浪潮；第三條線索則是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實踐。《萬古江河》、《開啟國門》、《深圳破冰》、《潮湧珠江》、《繼往開來》、《中國之路》，六個篇章環環相扣，有序推進，首尾呼應，一氣嗬成。結尾處如潮水般湧來的排比句呼之而出：“滔滔黃河可以作證……滔滔長江可以作證……滔滔珠江可以作證……”更讓這部政論片產生了震撼人心的藝術感染力。
“創作《風帆起珠江》時，我力圖把它放到全球視野下加以觀照，並著眼於從曆史的縱深處尋找社會變革之源流。” 張勝友如是說。這部在大時空中縱橫裨闔的六集電視政論片，在中央電視台一套播出後，反響巨大，榮獲政府最高獎―第21屆電視“星光獎”。
實際上，幾乎張勝友的每一部影視政論片播映都能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光明日報》、《文藝報》、《新華文摘》等重要報刊，甚至按照電視播出節奏，全文刊載過他的部分政論片解說詞。熟悉傳媒業務的人知道，這是國家級政論片方可享受的高規格待遇。
當然，影視政論片的特殊性使得其對思想性有更高的要求。政論片，顧名思義日為政而論，就要講究論述的方法與內涵。獨立的見解、獨到的觀點、嚴密的邏輯推理，這些都是政論片成敗的基本標準之一。“影視政論片創作，需要將藝術的鮮活性和思想的深刻性揉合起來，這就需要知識的積累、思想的積累和政治辨別力的積累。”張勝友認為影視政論片撰稿不能“就事論事”，要在廣泛占有史料的基礎上做出新的判斷。他也是這麼做的。“中國正處於‘幾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曆史關口．別無選擇，國家必須堅持社會變革才有前途，才能強盛發達。因此，我要鮮明地表達我的立場、呼籲、價值取向等各種情感宣泄。這就需要我跳出案臼，一針見血！”
張勝友還清晰地記得，20世紀90年代初，時任福建省石獅市市長的劉成業，專程赴京邀約他為石獅創作一部電視政論片。他們在光明日報社附近的一家小餐館敘談。 當年的石獅曾被戲稱為“民辦特區”。酒至半酣，張勝友突然一聲喊：“石獅改革的特點是什麼？就是追求財富！”於是，這部政論片的片頭解說詞便在微醉的張勝友筆下傾瀉而出：
大海問：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車輪是什麼？
一個遙遠的聲音：財富。
大海問：人的最大價值是什麼？
一個渾厚的聲音：創造財富。
大海問：石獅人的品格是什麼？
海盼、驚濤裂岸聲，伴隨著一個堅毅的聲音：敢於創造財富
這段脫口而出的話語不增減一字，便成了日後拍攝的電視政論片《石獅之謎》的主旋律。與此同時，張勝友腦海中即時浮現的“驚濤裂岸，沙灘腳印”等，也成為這段序曲的切換畫麵。
劉成業興奮異常，說道：“全國那麼多記者、作家蜂擁而來寫石獅，沒有一個人像你認識這麼深刻。敢於創造財富―這就是石獅人的精神呀！”
這份深刻、犀利，或許還有渾然天成的圓融切合，便是張勝友高出同濟的一大利器。
政論片背後：作家的審美追求
無論是報告文學還是影視政論片，張勝友的作品都充滿了濃烈的個人情懷：從曆史縱深處尋找革新的力量，為改革開放、社會轉型而鼓與呼。
張勝友的個人經曆，也充滿了濃烈的革新氣息。
1978年，剛進入複旦大學中文係半年，張勝友即創作了《大學生圓舞曲》歌詞，隨之譜成華爾茲舞曲而風靡全國各大學校園，傳遞了新時代的心聲，這也促成張勝友對歌詞創作樂此不疲。此後，如《土樓謠》、《美麗土樓我的家》、《海上花園》、《夢想啟航》、《閩江之水天上來》等一批電視片音樂插曲，深受廣大聽眾的喜愛和青睞。“無心插柳柳成蔭”―五音不全的張勝友自嘲說。這其中又蘊含了張勝友多少勇於探索、不懈創新的智慧嗬！
在光明日報社當記者的時候，張勝友曾說：“作為一個記者、一個作家，我雖然不能站到改革開放第一線去衝鋒陷陣，但我可以用手中的筆為改革開放呐喊助陣，擂鼓助威。我相信，任何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都會找到適合於自己的方式來推動中華民族的進步和發展的。”於是，張勝友以極大的熱情將目光投注於東南沿海的改革開放進程，並把“書寫與記錄中國改革”定位為自己文學創作的主調。
後來，張勝友成為了出版人。正是在光明日報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的兩段工作業績，使張勝友被《紐約時報》稱作“引領中國出版業革命第一人”，並榮膺“新中國60年百名優秀出版人物”稱號。時至今日，仍令業界耳熟能詳的是：1993年，張勝友履新光明日報出版社，一年內還清360萬元外債，上繳利潤80萬元。1995年至2004年，張勝友執掌作家出版社九年，最後的《離任經濟責任審計報告》給出了這樣一組數據：“圖書年發行總碼洋由1200萬元躍升至1.8億元， 國有資產年均增長率31.15%，所有者權益（淨資產）年均增長率39.55%，主營業務（圖書）年均增長率67.60%。"
從紙上談兵、書生議政，到身體力行大刀闊斧推進出版業市場化改革，張勝友慶幸自己生逢其時， 與變革大時代同行。
30年前，張勝友以飽含憂患意識、富於批判鋒芒的報告文學作品在文壇嶄露頭角；20年前，張勝友又以極具思辨性和前瞻性的影視政論作品，再度飲譽文壇；現在，張勝友已從中國作家協會領導崗位上退下來， 回歸為一位作家，但他始終沒有停下自己剖析的筆和觀察社會的目光。
他是一位弄潮兒。“弄潮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張勝友可以引以為自豪的是，他為廣大讀者奉獻出了一部中國改革的時代影像。
古人雲：“恭敬不如從命。”作為同鄉與後學，不揣冒昧寫下這些文字， 以求教於張勝友。
是為序。
十年潮
序
這是一個久遠而深邃的夢―
人類自從步人文明時代的第一天起，世界各民族就共同執著地追求昌盛、繁榮、民主、自由、發達、富強……
故宮，這座宮殿巍峨，形製嚴整，左右鋪陳，前後延伸，大小建築物尊卑有序的紫禁城，既象征著5000年文明的輝煌，又象征著5000年文明的衰敗。
古往今來，生生滅滅，中華民族曾撞響多少命運的晨鍾！
推開厚重的曆史之門，人們似可聽見金戈鐵馬的呼嘯―
陳勝、吳廣揭竿而起……
李自成揮戈挺進北京……
林則徐虎門銷煙……
洪秀全飲恨金陵……
嚴複譯《天演論》……
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共圖戊戌變法……
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
毛澤東升起第一麵五星紅旗……
鄧小平暢遊北戴河……
一個蒼勁的畫外音：“中國不走社會主義道路，不改革開放，就沒有出路！”
第一集 曆史的選擇
這位被美國著名傳記作家哈裏森·索爾茲伯裏稱作“永遠打不倒的小個子”―在那個狂躁迷亂的年代，當他一圈又一圈地踱步在江西省新建縣這座小城的土坪上時，也許便開始了對未來歲月的深沉思索。
曆史注定要他擔當起中國這場偉大社會變革的總設計師角色……
1980年，當華夏民族還拖著沉重的尾巴，蹣跚地邁動它的腳步，他就明白無誤地指出：“實行計劃指導下的市場調節是場徹底革命。”
1984年10月10日，他在會見聯邦德國總理科爾時說：“我們把改革當做第二次革命。”
1985年3月28日，在與來訪的日本自民黨副總裁二階堂進會晤時，他又說：“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他進一步堅定地說：“我們必須這樣做，盡管有風險。”
然而，任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都是機遇與風險並存的！
時間上溯26年，那場席卷中國960萬平方公裏大地、震撼全球的史無前例的“革命”―早已成為曆史煙塵了。
時至今日，40歲以上的人們回首往事，仍痛感人生曾經曆過一次可怕的夢魔；而現今的年輕人，則會覺得父兄輩們當年的舉措不可理喻，以為那是一部20世紀60年代的“天方夜譚”。
“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中國人確確實實曾在這種政治氛圍下苦挨了漫長的10個年頭。
整整10年，全球正刮起一股“科技革命”的9風，第三產業經濟插上了騰飛的翅膀；而中國的這場“革命”，經濟學家測算損失了5000個億。
倘若說文化大革命有什麼特殊“貢獻”的話，就是把一切推到極端之後，終於使我們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大徹大悟―
當經曆了狂熱、癡迷、磨難、痛苦、困惑、希望、疲憊、抗爭，直至靈魂睜開眼睛的人們彙聚在天安門廣場，淚水、怒火與熱血一齊噴湧；
當噩夢醒來提蟹沽酒敲鑼打鼓慶賀又一次解放的遊行大軍穿越北京長安大街；
當數萬觀眾、運動員如醉如狂地起立歡呼，向首次出現在首都體育館看台上的久違了的鄧小平致意；
中國人才驀然驚悟：原來準備走進一個房間，最終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
自己把自己的鍋碗瓢盆全砸碎了。
一片饑餓、焦渴、困惑的土地。
出路在哪裏？
曙光在哪裏？
希望在哪裏？
曆史長河，正是在一個舊秩序覆滅與新秩序誕生的空白地帶，悄悄地異常迅猛地不可阻遏地選擇突破口……
中國人作過多少次選擇？
在這個星球上，也許沒有比中華民族更期待發展、向往強盛的了！
中國―這個曾經雄視幹古、令四海稱臣的東方大帝國，她的衰敗隻是近代的事。直至19世紀中葉，中國還是一個當之無愧的產品生產大國，工業產品占到全世界的19.7%，僅僅稍遜於英倫三島上那個號稱‘舊不落國”19.9％的世界產品占有率，在全球位居第二。
百年離亂，百年屈辱，百年抗爭。
自從1840年英國的“遠征軍”駕著20艘炮艦轟開清王朝閉鎖的國門，隨後西方列強對中國發動了大小數百次侵略戰爭，強加給中國人民1100多個不平等條約、協定和治外法權條款；掠去戰爭賠款和其他款項高達1000億兩白銀；僅僅“庚子賠款”一項就掏空了清室12年的財政收人。
北京菜市口。
熙熙攘攘的人流早已淹沒中國近代變革史上最為悲壯的一幕。
這座金碧燦然、櫛風沐雨數百年的老中藥店西鶴年堂，卻是當年清代監斬官的休息處所。104年前（光緒二十四年）的9月28日，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在這座店前慷慨赴死。“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譚嗣同肝膽塗地前所發出的撼天動地的呼喊聲猶然在耳……
距此百步之遙的北半截胡同41號，為當年的瀏陽會館，亦即為譚嗣同居室“莽蒼蒼齋”；往東，米市胡同43號，則是當年的南海會館，一代名儒康有為的書齋“汗漫舫”即坐落於此。菜市口北達智橋胡同12號內的“諫草堂”，明代楊繼盛曾在此寫下彈勃嚴篙“十大罪”奏章，康有為又借這塊寶地召集幹餘名來京應考的舉人，筆走龍蛇寫就名垂青史的萬言《上皇帝書》―史稱“公車上書”。
震撼朝野的戊戌變法失敗後，光緒帝被囚於中南海贏台的涵元殿，殿西室刻有一對楹聯：“於此間得少佳趣，亦足以暢敘幽情。”恰成深刻的曆史嘲諷。
於是，雖有一代又一代仁人誌士前仆後繼、自強不息―由黃河文明孕育的華夏民族，卻一如有著獅鬃般大胡子的卡爾·馬克思所形容的：“一個用酒精浸泡著的封建胎兒，仍然在瓶子裏裝著……”
毛澤東―無疑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具傳奇色彩的人物了。
這個來自韶山衝的鄉村教書先生，對於中國國情的了解，猶如農民對於土地的了解一一月也所領導的艱苦卓絕的革命，無論曆史規模還是社會內涵，都為這個屏弱的東方民族注人了勃勃生機。
一位西方觀察家曾經善意地指出：如果中國利用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崇高威望，1952年搞計劃生育，1954年搞生態保護，1956年開始經濟改革，60年代進行政治改革，那麼，中國今夭能夠達到的綜合經濟指標，將會是目前的9倍。
曆史不是“如果”鏈，而是一條因果相湧的長河。
毛澤東跳下戰馬接管戰爭重創後的江山時，蔣介石已先期將國庫中的黃金475.5萬兩、銀元1640萬元、美鈔1537萬元分別劫運去台灣或美國。
一片廢墟，百業待舉。
迅速恢複生產，醫治戰爭創傷。新中國所進行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其成就有目共睹。
有時，一組枯燥的數字更具有詩的韻味。新中國與舊中國對比：鋼產量增長64倍，煤產量增長16倍，原油產量增長428倍，水泥產量增長92倍，發電量增長91倍，糧食產量增長2.6倍，棉花產量增長4.9倍，水產品產量增長7.1倍，工農業總產值增長51倍。
任何經濟現象的考察，都離不開對其所處的社會、政治、曆史背景的考察―
由於世界東、西方冷戰的長期對峙格局，中國經濟的發展思路，無可選擇地納人了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這一模式植根於中國這塊浸染著小農生產思想的土壤，很快便消融了新中國成立之初極為短哲的勃勃生機；
由於成就的取得，頭腦發熱，急於求成，發動“大躍進”，組建“人民公社”，期望“跑步進人共產主義”……人為地強行變革生產關係，導致生產力的大滑坡；
由於人口的迅速增長，使中國的經濟建設背上了沉重的負擔……
1961年，來華訪問的英國蒙哥馬利元帥曾由衷地對毛澤東說：“再過50年，你們就了不起了。”
此刻的毛澤東頗為冷靜地答道：“在中國，50年不行，會要10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
身處領導層中樞的鄧小平，則以實事求是的勇氣尖銳地指出：“中國社會實際上從1958年開始到1978年20年時間內，長期處於停滯和徘徊的狀態……”
中國的改革偉業，是以氣勢雄渾的思想解放運動為先導的。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刊載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率先向“兩個凡是”的思想禁區發起攻擊，從而引發了一場波及全國上至高層政要下至黎民百姓的大討論。這場討論毋庸置疑地預示了一個新時代的開啟與一個舊時代的退隱。
為“四五”天安門運動正名；為張誌新、遇羅克烈士平反昭雪；對文化大革命徹底撥亂反正……一場民族的大反思，孕育著整個民族的大飛躍。
1978年12月18日，中國共產黨裏程碑式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完成了指導思想從劍拔弩張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大轉移，從而揭開了中國這場偉大社會變革的序幕！
鄧小平曾多次向來華訪問的外國元首描述中國改革的宏偉藍圖：中國的發展戰略分三步走。第一步，用10年左右的時間使國民經濟翻一番；第二步，再用10年左右的時間，到本世紀末，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達到1000美元，步入小康社會；而後呢，再用50年時間，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使整個國家的麵貌發生根本性變化。
1980年8月21日，鄧小平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記者法拉奇的采訪時，進一步闡述了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
從這位偉人的口中，有幾個信息，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廣泛關注：
―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像，要永遠保留下去。
―對毛澤東的評價，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過。
―中國要搞“四個現代化”。
―共產主義從來都承認個人利益。
―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
“改革”的含義就這樣越來越明晰了―它的根本宗旨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經濟騰飛，人民富足，國家強盛！
大型傳記故事片《周恩來》，其中一組感人至深的鏡頭，給廣大觀眾留下了銘心刻骨的印象：1975年1月13日，即將走到生命盡頭的周總理，強撐病體走出北京醫院，驅車來到人民大會堂向出席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的代表們作《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在本世紀內，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出席會議的2864位代表04著熱淚，報以雷鳴般的掌聲。
這是人民的心聲，共和國的心聲，中華民族的心聲！
先驅、英烈們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探索苦鬥，新中國近30年的曲折反複，時至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共產黨人終於牢牢把握住了一次極其寶貴的發展機會―舍此，任何書本上的規定或外國的模式，都無助於這個擁有10多億人口、廣il領土、底子薄弱且情況複雜的東方大國踏上現代化之坦途！
毛澤東、周恩來所預言的宏偉前景，正由他們的繼任者鄧小平以大無畏的氣魄付諸實踐。
縱觀一部中華民族的興衰史，鄧小平是作為民族英雄站在時代潮頭的！
任何社會變革運動都是多層次推進的―
最低層次的變革，是生產工具的變革。農民從使用撅頭到使用拖拉機；李鴻章發動“洋務運動”引人洋人的堅船利炮；包括人類發展史上由舊石器時代進人到新石器時代，都屬於這一範疇的變革。
中層次的變革，是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的變革，它是現代化經濟運作的樞紐。
最高層次的變革，則是觀念形態的變革，也即人的現代化―它所包容的內核將釋放出驚心動魄的衝擊力。
社會變革運動的全部艱辛，都表現在舊意識形態的法庭對新經濟秩序的審判上！
社會變革運動的恢宏，必然預示著民族精神的高揚。
如果說，上一個世紀，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曾在歐洲大陸遊蕩，那麼，在改革的潮流以其澎湃的潮頭席卷全球的今天，中國已經發動的現代化進程，更具有劃時代的進步性與不可逆性。
多次來華考察的法蘭西學院院士佩雷菲特，以其獨具的慧眼指出，中國的改革“將對世界命運發生重大影響”。
關山萬重―人民共和國的改革列車，在心理、思想與理論日臻成熟的軌道上奔馳。
中國人的目光越過曆史的峰巒，正苦苦探尋他們腳下的路……
第二集 農村新崛起
土地―人類偉大的母親。
在這個地球上，也許沒有任何一種崇拜比得上中國農民對土地的崇拜更虔誠的了。
延續了幾幹年的黃河文明和農耕文化孕育的小農經濟生產模式，有如臍帶一樣將中國農民和土地緊緊地扭結在一起。
中國曆代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次數之多、規模之大、時間之長，都堪稱世界之冠。究其緣由，大抵不是別的什麼，正是土地使然。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縱且有一天工業文明占據了這塊黃土地，也依然替代不了農業維係國家之命脈的地位。
農業的成敗，無疑是社會穩定與發展的第一要素。
後世史學家們也許會評述：是饑餓引發了今日中國一場深刻而又複雜的偉大社會變革……
這個場麵，頗有“壯士一去兮不複還”的悲壯―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隊長嚴宏昌把18戶農家召集到一塊兒。他神色凝重、悲恰：“俺們得自己救活自己。”“把土地分了！”他們一起對天盟誓立下了這份契約：
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今後能幹好，
每戶保證完成全年上繳的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
糧。如不行，我們幹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家社員們保證
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
21個長年累月在土裏刨食卻不得溫飽的莊稼漢，含著眼淚按下了鮮紅鮮紅的手指印―日後珍藏在中國曆史博物館的這一紙皺巴巴的“契約”，當之無愧地成了中國農民告別饑餓的宣言書。
沒有土地的耕耘，哪來豐收的喜悅；沒有實踐的檢驗，哪有真理的標準―猶如枯樹要發芽、古蓮要開花，中國共產黨人終於揭示了民族昌隆發達的大深奧。
更值得探尋的一個社會現象是：在關乎國運昌盛的嚴峻曆史關頭，中國最高層的政治家和最底層的農民們，共同翻開了曆史新的一頁。
鄧小平的話意味深長：“不管天下發生什麼事，隻要人民吃飽肚子，一切就好辦了！”
然而，曆史沿襲的惰性力量是巨大的。
1979年春，正是局勢犬牙交錯時期。安徽滁州地區一位縣委書記，每天清晨必懷揣一小收音機，一字不漏地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與報紙摘要》節目。一日，當他得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讀者來信”，嚴厲指責農村“包產到戶”是複辟倒退時，急如星火地找到了當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裏。
萬裏心中也揣著一本賬：1978年，鳳陽縣逃荒要飯的人由六七幹人猛增到二三萬人，幾年內全縣農村人口驟減了10萬。被窮困壓得直不起腰來的小崗生產隊，1978年這個隊打下的糧食隻有1955年的三分之一，76人離鄉逃荒要飯。這種狀況並非鳳陽僅有，在安徽全省，到處都可以看到拿著介紹信討飯的饑民……
當時的中國，有2億多農民吃不飽飯。
萬裏以堅定的口吻對地、縣領導幹部們說：“報紙不種田，報紙不打糧，到了秋後農民沒飯吃，可要找我們哩。別理那一套，我們照幹……”
農民要種田，種田要吃飽飯，這是1+1=2的最簡單的道理。但在1979年，卻成為一個舉國上下反複爭論不休的嚴重政治問題。
鄧小平坦率地指出：在沒有改革以前，大多數農民是處在非常貧困的狀況，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難。他又說：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
今天，當我們來談論農村大包幹的成就時，會顯得輕鬆且愜意。然而在當年，中國農民要邁過這道高高的曆史門檻是多麼不容易啊！
農村生產責任製的試驗，先後在安徽省鳳陽縣和四川省廣漢縣取得了成功。
1979年，廣泛流傳於鳳陽農村的一首順口溜，最為生動、形象地表述了農民們喜不自禁的心緒：“大包幹，大包幹，直來直去不拐彎，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十年內亂，四川廣漢縣田疇不事稼牆，外地人隻需用幾＋斤糧票就可以換走當地的一個大姑娘。廣漢人以對饑餓最痛切的體嚐和最果敢的實踐勇氣，在豐腆的土地上成為全國第一個用“包產到組”的形式種地的縣。
1980年4月，當廣漢縣向陽鎮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將攤子一分為三―鄉黨委、鄉政府、農工商總公司時，馬上成為震動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爆炸性新聞。
這一舉動無情地宣告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大鍋飯體製在中國農村的壽終正寢。其後不久，中國農村被取消了20多年的鄉、村政權機構得以恢複，它適應了新的生產形式的需要。
農村改革的潛流， 日益在峽穀衝撞中進發出巨大的誘惑力―
安徽、四川、貴州等地包產到戶、包產到組的辦法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國傳播並實施起來。
到1984年，中國廣大農村569萬個生產隊實行了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製；落實聯產承包的農戶達到18397.9萬戶，占總農戶的96.6%。
從鳳陽小崗一個隊到全中國的500多萬個隊，短短6年時間，中國農民的前進步伐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
從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連續5年下達“一號文件”，向全國8億農民鄭重宣告：“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和農戶家庭經營長期不變。”
土地是最容不得糊弄的―荒蕪了就荒蕪了，耕耘了就耕耘了。
一旦像農民尊重土地一樣地尊重了農民，廣裹的田野上便收獲了順應生產規律的碩果。
正是這一年，中國糧食生產創造了中國農業發展史上最為輝煌的紀錄：全國糧食總產量高達4200億公斤，人均糧食達到400公斤，第一次躍上世界平均水平；棉花人均占有量則超出世界平均水平。
1978年，鄧小平就曾預言：“一個生產隊有了經營自主權，一小塊地沒有種上東西，一小片水麵沒有被利用起來搞養殖業，社員和幹部就要睡不著覺，就要開動腦筋想辦法。全國幾百萬個生產隊都開動腦筋想辦法，能夠增加多少財富啊！”
農村經濟改革這步棋，真正顯示了中國政治家們懂透了中國農村。
至此，中國人有資格豪邁地向全世界宣告：“一個饑餓的時代基本結束了！”
隨著1985年新年鍾聲的敲響，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二道帷幕被拉開了。
中央適時提出“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的戰略構思。
商品經濟大潮首先在中國廣大鄉村衝決了千百年來森嚴壁壘、自我封閉的堤壩。
農村生產責任製的迅猛推廣，有力地證明了它是現階段發展中國農村經濟的一種十分有效的形式。它消除了原有合作經濟體製中的各種弊端，極大地解放了農民們長期受壓抑的生產積極性和生產潛力，促使農業開始從自給半自給的小生產模式向大規模商品生產轉化，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大農業轉化。
隨之，大量剩餘勞動力和剩餘資金的湧現，刺激農村的多種經營迅速崛起：兼業戶、專業戶、重點戶等如同雨後春筍遍布鄉村城鎮。“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們，終於開始掙脫“黃土地”的束縛。
這是中國農村發展道路上繼土地經營權改變之後，向產業經營權衝擊的又一次重大拓展！
農工商協調進步，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共同發展，在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化的進程中，鄉鎮企業當之無愧地唱起了“主角”。
1988年，鄉鎮企業總產值達到6495億元，相當於1978年的全國社會總產值―這意味著在農村改革興起的10年間，鄉鎮企業走完了新中國30年所走過的漫長路程。
這是不亞於1984年糧食大豐收的輝煌。
這是奔湧於希望田野上的第二個大潮頭。
從幾幹年刀耕火種的黃土地上萌生一個工業文明―這是20世紀80年代興起於中國鄉村的一場驚世駭俗的產業革命―她分娩出了一個中國的“第二工業”。
300年前，英國為完成它的資本原始積累，曾野蠻地將農民們驅趕出家園。而今日中國，億萬農民卻豪邁地義無反顧地從鄉間彙人了工業化的洪流。
中國的農民是幸運的―他們第一次成為商品經濟大海中的弄潮兒……
改革不容易，與改革共命運的農民企業家們更不容易。讓我們來觀賞一組已成為笑談的曆史鏡頭―
盧誌民，吉林省四平市紅嘴子農工商聯合公司總經理，一個看上去十分普通的農村青年。
有一次，他乘坐的小轎車被交通警察攔住。
“誰的車？”
“我的。”
“你啥級別？”
“沒級別，我是農民。”
“農民？農民坐啥車！”警察毫不客氣地摘走了車牌。
盧誌民確實沒有級別。然而，他遊刃有餘地指揮著一個固定資產350。萬元、年產值達4000萬元的鄉鎮企業。
鄉鎮企業有如一個沒爹沒娘的野孩子，缺少資金，缺少設備，缺少原材料，缺少高科技……卻在廣大農村奇跡般地成長起來了。
它頑強的生命力，包容在自身所擁有的優勢上―
東莞模式―“三來一補”加工型的鄉鎮企業發展道路。憑借調整農業結構，發展農副產品深加工業，對於中國絕大多數農村地區具有普遍的參照意義，是一條必由之路。
東莞市1990年與1978年相比，經濟綜合指標年均增長21%,農村人均收人從193元提高到1359元，大大高於全國和廣東全省人均收人水平，全市80％的農戶蓋起了款式新穎的樓房。
溫州模式―靠商業活動起家並逐步發展為依托外地市場加工業的鄉鎮企業道路，擺脫了當地資源的限製，突破了地域性商業周轉的範圍，與全國性的市場形成網狀結構，對於促進城鄉商品流通發揮了不可低估的橋梁作用。
被譽為“東方第一大紐扣市場”的溫州永嘉縣橋頭鎮，1979年由一位彈棉匠從外地買回一批處理紐扣在鎮上擺起第一個紐扣攤，一年之後，鎮上賣紐扣的攤點發展到100多家；迄至今日，全鎮已有800多個紐扣店、攤，全國300多家紐扣廠生產的1700多個品種的紐扣在這裏均有銷售。每天，除市麵上有5000多人從事經營外，還有9000多人在外跑采購和銷售，組成了遍布全國30個省、市、自治區的流通網絡，僅鎮郵局每天收到的彙款單就多達10萬元。商品的流通又極大地刺激了產品的開發，紐扣生產廠家也如雨後野蘑菇般從這片土地上冒出來。
蘇南模式―吸收滬寧一線大城市技術力量發展的鄉鎮企業道路。由於曆史淵源，大批城市科技人員和熟練工人下放在這些鄉鎮，他們適逢改革盛世，成為農村商品經濟大潮中呼風喚雨的人物，這是一條城鄉工業協作發展的新路子。
聲震全國的“絲綢之鄉”蘇州市吳江縣盛澤鄉，憑借雄厚的紡織技術力量，絲綢產品遠銷至東南亞、歐美各國；全國最大的絲織品交易市場也設於此，年產值逾10億元。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讚曰：“日出萬綢，衣被天下。”
依托科技進步走入“全國十佳鄉鎮”行列的福州市洪山鄉，1990年的社會總產值達到4.2億元，比改革前的1978年增長了46倍。
1987年，屬於農民的鄉鎮企業，總產值首次超過農業。
1990年，鄉鎮企業出口創彙達130億美元，占全國出口創彙總量的23.8%,
時至今日，鄉鎮企業發展到2000多萬家，亦工亦農的工人超出1億人。鄉鎮企業創造的產值在全國社會總產值比重中，已三分天下有其一。
什麼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如何消化10多億人口的沉重包袱。當今世界，發展中國家常常為經濟起飛帶來的城市人口膨脹和種種城市病而頭痛不已。中國鄉鎮企業的崛起，鄉村城市化的大趨勢，則表明從馬克思到列寧到毛澤東多少共產黨人夢寐以求消滅城鄉差別的美好願望，今天在中國大地上已開始成為現實！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中央有關部門曾通過分布在全國30個省、市、自治區的近300個農村固定觀察點，對10938家農戶逐戶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結果是令人欣慰的―
87.4％的農戶對農村改革感到滿意。0.8％的農戶持“不滿意”的態度。在滿意的農戶中，90.4％的農戶回答，滿意的是“生產有了自主權”; 57.2％的農戶回答，滿意的是“感到比較自由了”；51.5％的農戶回答，滿意的是“集市貿易活躍，買賣方便”……
從自然經濟過渡到商品經濟，它不僅僅是一個經濟過程、一個社會過程，還是一個農民自主意識日益覺醒的過程―鄧小平深刻論證了這一“過程”的全部含義，他指出：“這幾年進行的農村改革，是一種帶革命意義的改革！”
一位市長的話則形象地預示了一種壯闊的前景：“農村經濟改革的總體構想是黨中央作出的。但是，當億萬農民參與其中並得到了實惠，從而變成廣大人民群眾的自覺行為時，就彙成了一股不可逆轉的時代大潮……”
毫無疑問，農村改革的咫風，已越來越猛烈地搖撼共和國大廈的窗棍，必將大氣磅礴地推動中華民族邁上現代化的征程……
第三集 艱難的起飛
在人類發展史上，國家的出現是以城堡為標誌的。
城市的誕生―象征著人類步入了一個全新的文明時代。
城市集政治、經濟、軍事、法律、宗教、文化、教育、科技於一身，是生產關係最完整最集中的體現。
從某種意義上說，城市―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總體形象的窗口。
這些氣勢恢宏、聳立雲霄的高樓大廈，無疑是現代社會經濟運作的中樞神經。
這裏集結著共和國80％以上的財富。
每一道門檻，每一枚圖章，乃至每一紙指令、計劃、報表、分析，都如同大山一般威嚴，不容置疑地操縱和指揮著華夏民族這部龐大經濟機組的運行。
然而，這部機組出現了局部鏽死。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在農村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之後，他睿智的目光又瞄準了城市：“改革要從農村轉到城市！”
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有一句名言：“理解現實總是準備變革的第一步！”
舊體製的弊端在哪裏呢？
通過指令性計劃分配資金、物資，以及多層結構的行政管理，是我國傳統經濟管理體製的兩大支柱―這種體製的根本缺陷在於，排斥、限製市場機製，漠視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在經濟活動中的巨大作用，因而窒息了社會主義企業的活力和生機。
讓我們來講述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往事：一家每年接受國家1000萬元巨額虧損補貼的大型企業，向上級主管部門遞交報告，要求將1000萬元補貼款先期下撥，進行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保證當年扭虧，次年盈利。答複是：要把在年底撥給的補貼款提前到年初撥給，整套周密的計劃就被打亂了，你們還是按原計劃在每年年底照領1000萬元虧損補貼算了。
似乎是一則“黑色幽默”。
可悲的是，在傳統產品經濟模式中，這種傲傲待哺、患“虧損貧血症”的企業俯拾皆是。
顯然，一種惰性的病毒已侵人肌體的骨髓……
曆史不容等待。
北京，終於拉開了大幕―
1984年10月20日，一個將在今後相當長時期內深刻影響和改變城市市民生活的日子―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正式出台了。
鄧小平以戰略家的口吻告誡全黨：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的主要目標是使社會主義企業和生產單位具有充分的活力。
突破第一道堅冰的壯闊，也許已成為曆史的陳跡。
1979年，以四川國棉一廠、天津自行車廠、上海柴油機廠等8家企業為發端，實行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的試點改革。
同年7月13日，國務院頒發了（（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幹規定》等5個文件；年底，全國試點企業擴大到4200家；次年，又發展到6600多家。
旗開得勝―無疑為中國的城市經濟體製改革在一片亂草叢中踏出了一條新路。
讓利放權，給企業“鬆綁”，成為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的出發點。
當產品經濟向商品經濟過渡的轉軌變型時期，最初的突破所煥發出來的衝擊力和誘惑力都是巨大的。
沙市、常州、重慶、濰坊先後成為綜合改革的試點城市。根據各自不同的特點，在生產、流通、分配、金融、科技、勞動組合、勞動工資以及政府機構職能等各個方麵進行改革嚐試。
敞開大門，橫向經濟聯合打破了長期閉鎖的部門（即“條條”）與地區（即“塊塊”）分割，企業開始按照經濟利益來選擇合作夥伴。
過去鮮為人知的廠長、經理們，成為頻頻曝光在社會大舞台上的風雲人物―改革者被人們讚譽為時代的新星。
改革―是勇敢者的事業！
曆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興起於80年代的中國經濟體製改革態勢，重又呈現出20年代中國民主革命所開辟的道路―農村包圍城市。
將農村的“包”字請進城。
首都鋼鐵聯合總公司率先進行了“上繳利潤遞增包幹”試點，成為全國最早實行承包經營責任製的國有大型企業。承包6年，上繳利稅累計達70多億元，平均每年遞增20%。
“承包為本”四個大字，不僅對首鋼，對鋼鐵行業，而且對其他各個行業的企業都提供了成功的經驗。
到1988年，全國93％的大中型企業實行了下述多種不同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製：兩保一掛；上繳利潤遞增包幹；上繳利潤基數包幹，超數分成；繳利虧損企業利潤包幹或虧損包幹；行業投入產出包幹等。
實行承包經營，責、權、利關係十分明確，從而改變了企業吃國家“大鍋飯”的狀況，使企業由行政機關的附屬物變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同時，改變了職工吃企業“大鍋飯”的狀況，激發了廣大職工主人翁的責任感。
人們也許還記得《人民日報》刊載的一幅妙趣橫生的漫畫：西方資本家虧損了50萬元，急得要跳樓；中國的一位廠長虧損了100萬元，卻可以說句極輕鬆極時髦的話：“交了學費嘛！”
時隔不久，中國人卻從電視熒屏上看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幾度審議《企業破產法》時異常激烈爭辯的鏡頭：作為法人代表的廠長們讚同《企業破產法》，但強烈要求自主經營，抗拒“婆婆們”無所不在的行政幹預；工人們同樣讚同《企業破產法》，但強烈要求真正成為企業的主人，有權自己選擇廠長，當然廠長也有權選擇工人。
顯然，廠長們和工人們全都不再感到輕鬆―長期吃慣了“大鍋飯”、端慣了“鐵飯碗”的中國人終於吃驚地發現：那些經營不善、連年虧損的企業真的紛紛破產、倒閉，或被兼並了！
一位美聯社記者在采訪了東北某個城市之後，為《紐約時報》撰寫了一篇題為《為了經濟利益，市長幾乎出租了整個城市》的報道。這座被美國人稱作“出租了的城市”就是遼寧省阜新市。阜新號稱“煤電之城”。然而，在1986年，當遼寧省的工業企業人均留利已經達到600至700元時，阜新還不到200元；省裏每年給予阜新的財政補貼多達8000萬元，全市98％的企業是小企業，阜新人自己戲稱為“一小二窮三不活”o 1987年春，市長王亞忱決心對城市進行大麵積租賃，全市1264家工商企業租賃了911戶，整個城市頓然活了起來。
北京市百貨商店試行將櫃台出租給鄉鎮企業或個體戶經營。僅西單商場就出租了30％的櫃台。
在全國，租賃很快就遍及25個省、市、自治區，將近5000家中小企業實行了租賃製。
租賃經營比承包經營更進一步斬斷了政府與企業之間千絲萬縷的行政、經濟關係，使企業自然而然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另一方麵，租賃經營更直接體現了全體職工在企業的主體地位和主人翁地位。
1979年6月25日，《人民日報》曾刊出一則四川寧江機床廠承接國內外訂貨的廣告。這是中國的第一張生產資料“廣告”。它印在報紙上悄然無聲，卻具有一種爆炸力―它發出莊嚴的宣告：生產資料也是商品。一石激起幹層浪，為此，《人民日報》和《機械周報》專門組織了一場激烈的論戰。
7年之後，奔馳在古蜀道上的列車車廂裏，一位30歲出頭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所的碩士生，正與共和國的總理侃侃而談。年輕的碩士提出了“資產經營責任製”的新構想：關鍵問題不在於公有製，而在於國家怎麼管理，怎麼運作。
兩權分離：企業所有權與企業經營權分離―一個改革新思維，就這樣在車輪與鐵軌的撞擊聲中誕生了！
東北工業重鎮沈陽市率先推出資產經營責任製試點，麵向全國公開招標。幾天之內，209名投標者前往競爭。繼而，幾千名投標者以同等形式角逐全國100多家企業。中標的廠長、經理們必須拿出自己家中的彩電、冰箱、錄像機和全部存款，作為風險抵押。
承包、租賃、股份、資產經營責任製，以各自不同的切入點進入城市經濟體製改革領域―探索著我國所有製形式的變革。
一個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局麵開始形成。
據1990年的統計資料表明：在工業總產值中，全民占56.0%，集體占35.4%，個體、私營、“三資”企業等占8.6%,
鄧小平在與外賓談話時多次指出：“要發展生產力，光靠過去的經濟體製不能解決問題”，要“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進行一係列的體製改革”。
城市經濟體製改革千頭萬緒，牽一發而動全身，它遠沒有農村改革之初那麼簡捷、那麼便當、那麼一帆風順。
1983年開始的價格體係改革一直使我們進退維穀。價格不反映價值，使企業無法在同一起跑線上進行公平的競爭。初期的價格“雙軌製”所帶來的活力，隨著原材料短缺和供需之間日益加大的缺口而越來越暴露出一係列的弊病：流通體係的混亂，“官倒”的層層盤剝，致使承包企業叫苦不迭。
物價飛漲與分配領域中的“腦體倒掛”現象，一度成了人們最為關注的兩大社會熱點。
國內外的經濟學家們早有共識：物價改革“闖關”是關係到中國經濟體製改革成敗的關鍵一著棋，不“闖關”不行，“闖關”則風險大矣！
好比進行一項大規模的舊城拆遷工程，若幹年後市民們即可望搬人寬敞、漂亮的新宅；然而，在拆遷期間，市民們則不得不暫時去住簡陋的工棚―這就是改革的“陣痛”，也即改革設計者們所擔憂的“群眾承受能力”。
1988年，龍年。老百姓說：“龍年主凶。”
中國的改革大船駛入這段航道時，果然遇上了狂風大浪，船體驟然搖蕩，船上的中國人不約而同地發出驚問：“怎麼回事？”
銀行及各儲蓄所櫃台前突擊提款的人流排成了長龍；
從改革中剛剛得到一些實惠，收入剛剛增多了一點的中國消費者，敏感地意識到貨幣在貶值，匆忙丟下手中的工作，離開生產崗位，盲目地衝向以短缺商品為背景的市場，搶購家具、家用電器，直至搪瓷器皿、被單、被麵、衣物、食鹽、肥皂、火柴、鐵鍋……
上海、北京、天津、西安、沈陽……從城市到鄉村相繼發生全民“搶購風”。
終於拉響了經濟緊縮的警報！
1988年8月30日，國務院緊急召開第二十次總理辦公會議，作出一係列做好物價工作和穩定市場的重要決定。40多項“條例”、“辦法”、“法規”、“決定”、“通知”從國家最高行政機關，頒發到了中國的每一個省、每一個市、每一個縣、每一個鄉、每一個企業……
中國的市場從癲狂狀態中漸漸地平穩了下來；從迷亂中冷靜下來的中國人開始了沉重而深刻的反思。
1988年9月26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會議提出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的戰略決策！
風雲變幻的1989年。
由於長期累積的基本建設戰線投資過大、消費基金持續上升、社會供求總量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失衡所導致的通貨膨脹，很快讓中國人吃到了“苦頭”。
一個集體無意識現象―市場疲軟―卻並非生產過剩。
人們積聚貨幣而不購物，全國個人儲蓄存款餘額高達8000億元，手持現金近2000億元；商場資金周轉困難，忍痛大減價、大甩賣；廠家生產的產成品大量庫存積壓，截至1990年6月底，工業品積滯總值達2500億元，每天仍有2億元的滯銷產品源源不斷地運人倉庫；一大批工廠、企業被迫半停產或停產；上幹億元的“三角債”鏈條越勒越緊，生產效益持續下跌，發展速度連續出現負增長……
國家經濟形勢異常嚴峻。
經濟學家們和政治家們同時感到了震驚！
風風雨雨，備嚐艱辛。
經過近三年花大力氣調整產業結構，啟動市場，治理整頓工作取得了階段性成果：有效地遏製住了“通貨膨脹”，物價上漲指數大幅度回落（基本控製在6％左右）；農業連年豐收；維持了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基本平衡；經濟、政治、社會日趨穩定；為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創造了宏觀環境。
然而，現實麵臨的困難仍是令人揪心的―
企業實現利潤下降，產成品庫存量繼續增大，“三角債”前清後欠，經濟效益下降趨勢尚未扭轉。
部分地區財政減收，加之1991年夏季特大洪澇災害所造成的巨額損失（直接經濟損失達800億元），導致赤字擴大，國家財政困難增加；
一些主要經濟關係尚沒有理順，國民收入分配過多地向個人傾斜，國家財政收人在國民收入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人在整個國家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偏低。
全部問題的症結都與國營大中型企業活力不強、效益不高直接相關聯。
鄧小平胸懷坦蕩地指出：“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難免會犯錯誤，但是我們不能怕，不能因噎廢食，不能停步不前。”
增強全民所有製企業尤其是大中型企業的活力，始終是整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的中心環節。
1991年9月23日至9月27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議要求把增強大中型企業活力和提高經濟效益，擺到突出的位置上來。
1991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邀請各民主黨派領袖、社會名流舉行座談，廣泛、虛心聽取各界意見，集思廣益，共同為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獻計獻策。
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的下一步路向：轉換經營機製，將企業推向市場。
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的總體目標：逐步建立起有計劃商品經濟新體製的基本框架。
中國的改革已經走過13個年頭。
改革之艱難自不待言。
舊經濟體製的敗葉雖被紛紛搖落，但堤壩尚未最後衝決；新經濟體製的芽苞已綻開枝頭，但大廈尚未拔地而起―中國的經濟改革大潮，正是在兩座山峰的峽穀間奔湍飛瀉。
中國人可以引為自豪的是，“堅冰已經打破，航道已經開通”―我們麵對東方文明古國可以喊一聲：這是“曙光漫上天際時大地的騷動……”
第四集 走向新世紀
10。多年前，卡爾·馬克思曾以他犀利的思想和智慧的語言診斷：“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
其實，任何一個民族的生存發展史，無不包容了世界各民族文明的相互滲透。
中國曆史上獨領風騷的雄漢盛唐，就是以其寬闊的襟懷，去擁抱古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以及地中海文明的。
始自公元前2世紀，出西域、叩中亞、穿越大漠洪荒，直抵地中海東岸長達7000公裏、曆幹餘年而不衰的“絲綢之路”，無疑是古代和中世紀連接人類東、西方兩大文明的無與倫比的紐帶。
遺憾的是，從清朝康熙年代至鴉片戰爭，中國長達200餘年的閉關鎖國，結果導致愚昧落後。
當今世界，是經濟生活國際化的開放型世界。
麵對世界政治經濟新格局，鄧小平科學地闡述：實現現代化總是要依靠各國人民之間的相互激勵，做到取長補短，相得益彰。他告誡國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於是，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這個東方文明古國再度推開了塵封網結的窗門，去延攬八麵來風……
深圳文錦渡―多麼忙碌的海關。
中國改革的試驗場通過這一“關口”，頓然變得五彩繽紛，氣象萬千。
打開國門，中國的改革與開放呈現出跳躍式發展的態勢―
早在1978年9月，鄧小平就明確地指出：“要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係，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同年12月，他又進一步強調說：“應該集中力量製定各種必要的法律……如外國人投資法等等。”
次年，當（（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正式頒布的第二天，香港（（南華早報》就撰文評論道：“這一法律從某種意義上說，在人民共和國的曆史上邁出了革命性的一步……”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迅速批轉了廣東、福建兩省《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報告》，確定興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4個經濟特區，這是對外開放的果敢的戰略性決策。
與香港一河相隔的邊睡小鎮深圳，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便在荒灘野嶺聳立起一座繁華並不亞於港島的現代化工商業城市。深圳“拓荒牛”們創造了著名的“深圳速度”，連頗挑剔的日本商人也心悅誠服地讚歎：“這種近乎天方夜譚的速度是領風騷於青史的。”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聯合召開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會議決定進一步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等14個港口城市，從而形成我國對外開放的前沿經濟帶―掀起了對外開放的第一個高潮。
1985年2月，開辟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漳、泉、廈三角地區為內外交流、城鄉滲透的開放沿海經濟開發區，旨在帶動內地的經濟發展―掀起了對外開放的第二個高潮。
1988年春，中央製定“兩頭在外，大出大進”的沿海經濟發展戰略，確立海南建省辦大特區―掀起了對外開放的第三個高潮。
其後，開發和開放上海浦東經濟區，參與東北亞經濟圈，發展對東歐等國家的經貿關係―至此，由東向西，由南往北，以點及麵，從沿海到內陸，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扇麵形輻射的周邊開放格局。
鄧小平多次強調沿海地區對外開放要“放膽地幹，加快步伐，幹萬不要貽誤時機”。
這是中華民族曆經百年屈辱痛定思痛之後，以前無古人的氣魄和充滿自信的雄健身姿，開始昂首闊步地走向世界！
英國學者保羅·哈裏森曾把經濟成長過程比喻為“曆史的隧道”―要想通過這個隧道，必須經曆一段漫長而痛苦的過程。
世界也許不會關注這樣一個日子―1980年5月23日―然而，對於中國人來說，這一天是彌足珍貴的。第一批中外合資企業：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新疆天山毛紡織品有限公司、中國迅達電梯有限公司等相繼成立―在對外開放的大潮中，這是悄然而至的第一簇浪花！
在西方發達國家，汽車早已成為人類現代生活中的第一商品。
而一度為中外新聞傳媒頻頻曝光的北京“吉普風波”，則幾乎濃縮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全部艱辛曆程。
1983年初，北京汽車製造廠同美國汽車公司開始洽談合資辦廠，一談就整整5年―無數次的磋商，公文旅行的扯皮，來自舊體製和舊傳統思想的禁錮，給這個剛剛起步的合資企業北京吉普有限公司蒙上了濃重的陰影。
這不僅僅涉及一個合資企業的命運，更多的是關乎整個中國對合資企業和對外開放政策實施的信譽問題―直至中、美兩國高層領導人田紀雲、陳慕華、布什、貝克等共同出麵幹預，難題才最終得以解決。
1988年10月，美方董事長李·亞科卡萬裏迢迢來華考察了北京吉普有限公司後，頗為感慨地說：“我有一種創造曆史的感覺！”
同樣風格的“諷刺小品”，在秦皇島市也上演過一次：為創辦一個合資企業，專門配備兩輛小轎車上下左右奔波蓋公章，總計蓋了201個圖章，花費達7萬元之巨，手續卻還沒有辦理齊全……
國務院迅即頒發了關於鼓勵外商投資的二十二條規定。雖有人戲稱為“二十二條軍規”，卻一再為絕大多數來華投資的外商所稱道和讚許。
鄧小平堅定地指出：要實現我們的第一步目標和第二步目標，不開放不行，不加強國際交往不行，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成果和資金不行。關起門來是不行的！
廣告―不僅是信息時代商品消費導向的媒介，它還成為西方社會政治運作中政治家們登上政壇的階梯。
在中國，廣告也標誌著一種開放的尺度。
沒有硬險規定，倒以乎人人者隊月白：幾年前，在月匕扛長安大街一一這條世界著名的長街上，是不允許懸掛廣告牌的―因為它是中國的“政治街”。而今時過境遷，又有誰能遏阻它對商品經濟的依依戀情呢？！
1987年6月中旬，就在長安街邊的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了“北京第三世界廣告大會”。大會聯合主席、美國的高哈先生的一番話頗含深意，他說：“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這樣的大會，有其特殊的意義，它表明了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持續性及其通過貿易與合資來實現現代化的決心。”
我國對外開放的前沿省份廣東，1991年全省經濟增長速度達到20.2%，超過了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西方經濟界人士發出驚歎：中國的廣東省將很快成為繼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之後的“亞洲第五小龍”。
與台灣隔海相望的廈門市，創辦經濟特區10年，初步形成了良好的投資環境。全市批準外商投資合同1075項，協議投資金額30.55億美元，正式開業的“三資”企業已達64日家。
“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岩上杭”―毛澤東的著名詩句讓人們熟知了閩西―一片浸染過鮮血的崇山峻嶺。如今，在交通尚不發達的閩西山區，一個小小的龍岩罐頭食品廠，利用山地綜合開發的優勢，憑借對外開放之雄風，其罐頭、飲料產品居然遠銷至德國、意大利、日本、新加坡等10多個國家，年創彙額達150多萬美元。
時光流逝，花謝花開。
截至1991年末，外商獨資、中外合資、中外合作的“三資”企業，在我國注冊登記的已達37215家，注冊資金460億美元。“三資”企業如繁星般灑落在中國沿海的大、中、小城市……
回憶是尷尬的，而敢於回憶是自信心的體現―
1955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的4.7%; 1980年，下降到2.5%.
1960年，中國社會生產總值與日本大致相等；1980年，隻有日本的四分之一；1985年，退到日本的五分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經濟經曆了三次產業大調整―
第一次調整期是1956年至1960年。日本、聯邦德國抓住契機，從戰爭廢墟上一躍而成為經濟強國。而中國正熱衷於“跑步進人共產主義”。
1968年至1972年是第二次調整期。亞洲“四小龍”在國際經濟的海洋中遊泳，成就卓然。中國卻關起門來進行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1986年起，國際經濟開始了第三次大調整，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正在大規模轉移。中國緊緊抓住了這次調整機會，依托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果敢地參與了“國際大循環”。
美國亞洲經濟問題專家羅斯托把人類經濟發展劃分為五個階段―傳統社會階段；起飛的準備階段；經濟起飛階段；高速成長階段；大眾消費階段。後來，他自己又加上了一個追求生活質量階段。
1983年，羅斯托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在現代工業文明姍姍來遲的亞洲， 日本作為第一航班，已經飛得很高很遠了；亞洲“四小龍”作為第二航班，以極強的加速度飛上了藍天；而中國，將作為亞洲的第三航班，很快就會起飛。
無疑，中國的10年改革開放踏進了一個轟響的曆史，將中國經濟推至起飛的臨界點！
前蘇聯經濟界人士稱：“中國的經濟體製改革，毫無疑問是20世紀80年代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最為輝煌的奇跡，中國的國民生產增長率相當於同期世界經濟平均增長率的三倍。”
英國《每日電訊報》一篇題為《中國：一個新的旭日東升之國》的報道，則以感慨的筆觸寫道：“一想到有10多億人口的中國活躍起來並實現工業化，西方產業界人士的心中就感到一陣恐懼。這個巨大而仍然相當神秘的國家不僅是一個未來的市場，而且還是一個可怕的競爭對手！”
其實，上個世紀曾經縱橫馳騁、不可一世的拿破侖說得更加直截了當：“中國，是一隻酣睡的雄獅。讓它睡吧。因為，它一旦醒來，會撼動世界的！”
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一再為曆史和現實所證明。我們的祖先曾經創造出的人類燦爛文明已無須細說。據統計，在世界首富之國的美國，第一流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約有12萬至13萬人，其中華人占了3萬多；在美國機械工程學會各分會擔任主席的，一半以上是華人；美國著名大學的係主任中，三分之一是華人；“阿波羅”登月計劃的高級工程師中，華人占了三分之一；在美國80多所大學中，華人教授就達1500多人；在美國“高技術心髒”矽穀，華人當經理的就有上百家公司……
毫不誇張地說：在東西方文化、思想、科學技術的結合部上，中華炎黃後裔所鍛造出的一雙雙青銅般堅執的手臂，共同擎起了美利堅合眾國現代文明大廈的巍峨屋脊！
經濟生活國際化是人類現代文明史發展的客觀趨勢。
隨著世界新技術革命的勃興，生產力的社會化，勢必日益超越出一個地域、一個國家、一種意識形態或價值觀念的狹隘界限，而將現代社會的經濟活動進一步推向國際大舞台。
當今，太平洋地區的科技水平已躍居世界前列―新技術革命天賜良機給予亞太地區的產業結構改革帶來大好機緣。
世界許多經濟學家深信不疑：當時序演進到2000年，亞洲將超越美國和歐洲，成為世界最為矚目的經濟實體。 21世紀―將是亞太世紀。
環太平洋地區將日益上升為世界市場的中心。
環太平洋地區蒸蒸日上的經濟態勢，無疑是人類未來史上最重大的發展事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