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中國改革的時代影像
——張勝友與他的影視政論片創作
閩商
序
這是一部閩人與海的傳奇。
在地球上，有海水的地方就有華人，有華人的地方就有媽祖，有媽祖的地方就有閩商。
據統計，閩商分布在亞洲、歐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179個國家和地區。全球閩商商會組織更是星羅棋布。
顯然，當人們津津樂道於當今世界經濟格局與財富利益取向的時候，閩商，成為一個永遠繞不過去的話題……第一集 閩在海中
在歐美國家的世界地圖中，大西洋處於中心的位置，這與中國人通常看到的以太平洋為中心的世界地圖迥然不同。
從500年前“地理大發現”開始，歐洲快速向資本主義社會轉型，人類的進步便於數百年內日新月異。大西洋於是成為西方人眼中世界的心髒。
如果說大西洋兩岸的西歐和北美國家，是傳統意義上的發達國家；那麼太平洋兩岸的亞太區域經濟卻在近年異軍突起，特別是在應對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機”時，中國經濟的快速回暖，使得太平洋兩岸的亞太區域成為世界經濟的最活躍地區。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一書中指出：未來20到30年，世界力量的中心將由大西洋轉移到太平洋。
渙渙中國，既是歐亞大陸上的陸地國家，更是瀕臨西太平洋的海洋國家。
2009年5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頒布了《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幹意見》―福建麵向太平洋，是台灣海峽西岸的主體區域，全國乃至全球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這個具有濃鬱海洋色彩的地區。
中華上古奇書《山海經》載：“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文字洗練而充滿了神秘的想象。
今天，我們已經無從知曉這樣一座隱沒於滄海的奇域，在當時是什麼樣子？它為什麼“在海中”？其橫亙於西北的山脈，從哪裏來，又往哪裏去？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是一個受到海洋律動的不竭的水影響極深的地方。
撥開曆史的迷霧，探訪古老的痕跡，在福建曇石山博物館，我們看到了遠古人們出海謀生的證物―獨木舟。它展現了我們祖先與海洋對話的智慧與力量。
令人驚訝的是，在南太平洋的複活節島，造獨木舟的技術被完整地繼承了下來。
這是一個向往自由、四海為家的族群。
我們看到，東至太平洋東部的複活節島，西跨印度洋的馬達加斯加，北抵台灣海峽西岸的福建，南達新西蘭，在這片廣裹海域的諸多島嶼上，居住著被稱為“南島語族”的族群，該族群約有3億人口。
或許是在6000年前，南島語族離開大陸，乘獨木舟於海上，向著太陽升起的地方前行，借助季風，不斷向太平洋深處漂流，就地生根，開花結果……人類的足跡並不因大自然惡劣而卻步，更不因自身簡陋的條件而望洋興歎。
那麼這樣一群無懼無畏的耕海者，他們從哪裏來？
采訪：學術界一般觀點認為，南島語族的最早發源地應該是在這麼一個區域之內，就是福建、台灣、浙江南部、廣東這麼一個以中國東南沿海為主體的很大的區域內，在這個區域內福建占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或者說是一個中心地位。
這並非天方夜譚。
閩文化區恰好位於世界上最大的陸地板塊和世界上最大的大洋板塊的交界。夏季，受西南季風影響，船隻沿海峽東側可直接流人東海，進人太平洋；冬季，受東北季風的影響，船隻又可很輕易地駛往南海、印度洋沿岸。
在遠古時代，閩族先民即用無數的生命換取了對海洋律動的了解與發現，並掌握了這些洋流的規律。
距今3000多年前的漳州東山東門嶼太陽紋岩畫遺跡，即形象反映出閩族先民最原始的航海本能。太陽是航海的重要定位天象。古閩人在與海洋打交道的過程中逐步學會利用星辰、洋流進行遠距離航海。也許，從南島語族最早的海洋遷徙中，便植下了閩文化、閩商的海洋性基因。
采訪：漢武帝時代，閩越的部族領袖餘善，在與中央政府進行武裝對抗的軍事謀劃的時候，曾經豪邁地說過：“戰敗，即亡海上。”
顯然，閩越人已經有比較優越的造船能力，已經有比較高超的航海技術。
探索與發現是一種本能。
海洋對於古閩人而言，並非是天塹和險境，而是邁向另一個新世界的通途。
萬裏海疆，煙淡水雲闊；雪浪雲滔，無邊且無際。
在海洋的懷抱裏，是無盡的寶藏和機遇。而上蒼將她賜給了一個蛻變於大海的族群，海洋的無窮能量浸潤著這個族群的心髒和脈搏。
這種生存空間的相對獨立性使閩人在漫長的曆史進程裏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生存文明：海洋文明―並在與其他文明的互動中保有了自己的文化形態。
梁啟超曾慨歎：“吾研究中華民族，最難解者無過福建人。其骨骼膚色似皆與諸夏有別，然與荊、吳、苗、蠻、羌諸組都不類。”
采訪：讓梁啟超困惑的“福建人”，其實是三種不同的族群不斷融合的結果：原住民，人閩漢人，海上來的其他族群。他們不僅構成了古閩人最重要的生理遺傳，且擁有共同的精神氣質：對自己處境的不滿，他們總覺得生命中有一種躁動的力量。
在曆史的大浪淘沙中闖出一片天地的福建人，逐漸將自己的勇氣和智慧演變成一種信仰，關鍵時刻，他們篤信這份信仰能助其轉危為安，無所不能，於是媽祖誕生了。
2007年，農曆丁亥年三月廿三日，湄洲媽祖祖廟，有著一場媽祖盛宴。它有一個美麗的名字——“水族朝聖”。
這些供品是由麵粉捏塑、彩繪而成的“海產品”。魚、蝦、蟹、蚌等36種水族動物栩栩如生，組成了660道供品。它的由來，源於島上一個古老的傳說：每年媽祖的誕辰日，眾多的海洋生靈會遊到媽祖祖廟附近，磕頭朝拜。
閩
大自然與人類達成了一種奇妙的默契：這一天循洲島人均不出 商海捕獵。海洋魚類專家證實：三月廿三日前後數天，循洲島周圍確實有不少水族遊弋其中產卵。這種自然現象與媽祖誕辰的巧合，更增強了人們對媽祖的虔誠信仰。
史籍記載：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欽差大臣路允迪出使高麗，途中遇風浪驟起，瞬間八船七沉，路允迪驚恐萬狀之際，卻見空中紅霞閃亮，一位女神飄然而至，揮舞長袖，狂濤頓息……宋徽宗得報循洲林默顯靈，當即下詔，賜媽祖以“順濟”的廟額。 自此，聖女林默遂以“順濟夫人”的名號，作為中華海洋文明守護神的象征融人中華文明之中！
今天，在東南沿海、台灣島這些海洋文化影響較深的區域，媽祖娘娘過生日，可是一年一度的大事。特別是在台灣，各地媽祖廟都會將廟內由祖廟分靈出來的媽祖神像，帶回娘家過火，所有繞境的過程都要遵循古製，每個祭祀的禮節都要嚴格遵循傳統，甚至起駕、回駕的分秒過程，還必須擲笠向媽祖請示。之後，台灣各地媽祖廟的媽祖還將前往福建莆田媽祖祖廟過火，這才算是真正回到了娘家。
這是一枚馬其頓王國在公元1世紀為紀念海戰勝利而發行的銀幣。上麵的人物手持三叉戟，表現出強烈的戰爭色彩，他便是備受古希臘人崇拜的海神波塞冬―他經常駕馭著烈馬金車在海麵上狂奔，讓海水發出震耳欲聾的咆哮聲。
閩人的海神媽祖卻是一位溫和的長輩女性形象。
采訪：閩商航海貿易首先為的是家人的幸福生活。這是人性最為樸實的訴求，最符合中華文化傳統中以“孝”為中心的家庭倫理道德。當閩商在海上遇到風險的時候，有什麼比慈母般的守護神更重要呢！這種文化寄托使得媽祖形象具有了被建構到儒家文化中的重要因素，也使媽祖迅速地被全球華人所信仰與膜拜。
征服海洋，閩人需要信仰，需要精神上的慰藉，於是他們塑造了媽祖，成為他們靈魂深處最強大的依仗。
征服海洋，還需要在大海橫行無阻的利器，可以不懼風浪，可以行走到更遙遠的世界，於是他們創製了福船。
吳宇森導演的電影《赤壁》中，東吳國那遮天蔽日的朦膛巨艦成為赤壁大戰中抗擊曹軍的絕對主力。曆史上東吳艦隊的戰船不少是在閩地打造的。左思《吳都賦》曾這樣吟唱：“弘炯連舶，巨艦接舫……篙工揖師，選自閩禺。”
孫皓於建衡元年（269年），在福建創辦造船基地―溫麻船屯，所造航船的數量很大，形製也多。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溫麻五會船”。今天在溫麻船屯的原址，還留有一座溫麻廟，裏麵供奉的便是當年朝廷派來這裏監管造船的兩位地方官。
我們再把眼光投向15世紀的歐洲，哥倫布船隊的3艘海船算得上相當先進了，最長的聖瑪利亞號有23米。但與87年前已出發的鄭和船隊相比卻相形見細，鄭和船隊由200多艘海船組成，其中最大的一條船據說與足球場大小相仿，並配備了羅盤、牽星板等當時最先進的航海定位係統。力壓西方艦船的鄭和寶船正是世界航海史上最為著名的古代木質海船的代表“福船”。
采訪：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曾經比較過中國帆船跟歐洲帆船之間船形的不同點。他認為中國帆船最寬的地方是在船中線往後，歐洲帆船是在船中線以前，中國帆船更像是一隻水鳥的樣子，歐洲帆船更像是一條魚的樣子。現在從流體力學的角度上來看，中國帆船具有更好的線型，以及在航行中能得到更快的速度。
“福船”因原產地在福建而得名。
在中西方海洋文明的曆史較量中，“福船”絕非單純的以大取勝，在技術方麵，其精細到毫厘的科學方法，早已領先於世界。“福船”首創了世界造船史上的一大奇跡―“水密隔艙”技術，它把船艙進行分格，若船底破漏，僅一兩艙進水，不影響全艙；且可在繼續航行的情況下進行修補；同時也便於貨物的分艙儲存。
1974年8月，在福建泉州後諸港出土的一艘宋代海船，該船以實物向世人展示了南宋福建海船的諸多優越性。
宋元時期，福建的海船已成為航行於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海內外客商的首選。大文豪蘇東坡滴居海南，欲渡海北歸，“必待泉人許九船至方可”。
來自意大利的馬可·波羅則比照了中國海船與外國縫合船的優劣。《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波斯灣航行的縫合船“船舶極劣，常見沉沒”，航行過程中，船上必須配備專人負責向外舀水。馬可·波羅斷言：“所以乘此船者，危險堪虞。”
這些遊記所描述的福建海船的豪華與舒適遠不是那個時代的歐洲人所能想象的、因為，在歐洲直到15世紀才出現了三桅帆船，且法國人雨果在300年之後還認為：那是“人類的一種偉大傑作”。1492年哥倫布航行美洲，以及麥哲倫的環球旅行使用的隻是三桅帆船。而早在宋元期間，以“福船”為代表的中國海船就已經普遍使用四桅帆船了。
有了通達四海的大船，閩商從中國最繁忙的港口出發，沿著固定的航線，遠涉世界各地，傳播華夏之邦五千年的文明成果。
自古以來，福建就是中國從海上對外交往的重要窗口。
福州、泉州、漳州、廈門為最著名的四大港口。它們既是中國與世界聯結的樞紐，又是中國率先進人全球化的橋頭堡。
1992年6月的一天，福州長樂仙岐村的一位村民在挖沙時，挖到了一扇門。打開門，竟有數百隻美麗的大彩蝶從裏麵飛出，一座宮殿和50多尊泥塑神像重見天日―這是福建省迄今為止發掘出數量最多、群體最完整的泥塑神像群。
查閱《長樂縣誌》得知，這裏就是有著800多年曆史的顯應宮，又稱天妃宮。
如今，真正令顯應宮聲名大振的是其中一尊“巡海大臣”像，經專家鑒定，他就是鄭和―這是國內首次發現的被神化了的鄭和彩繪塑像。
采訪：鄭和七下西洋，他所率領的200多艘船隻上，每一艘船上都有媽祖的肖像，同時按時祭拜，這表明他對始祖的尊敬。
龐大舟師“屢駐於斯，伺風開洋”，正是閩人善於操舟、精於航海的海洋文化特質，以及閩地豐厚的給養物資和對外貿易貨源，促使福建長樂成為鄭和七下西洋的開洋之地和“補給站”。
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清政府被迫對外開放了五個通商口岸，福建就占了兩個―廈門和福州。道光帝曾希望用泉州港代替福州港；但是英國人堅決不從，其直接目的就是閩江流域的茶葉。
據海關資料記載，19世紀60年代以後的20年間，福州港每年卿出口量達全國的1/3，成為中國最大的茶葉出口基地。
為了新茶能夠提早在倫敦上市，一種快速的“中國茶葉飛剪船”應運而生。這幾幅油畫生動地再現了流行於19世紀英國的運茶競賽，好幾艘快剪帆船同時從福州港出發，以相同的航線駛回倫敦；在運茶競賽的目的地，人們翹首以盼第一艘飛剪船的到來，因為第一船運到的茶葉價格最高。因此，改進運茶船，開展運茶競賽，遂成為歐美各國最為關心的事情。
這是一張拍攝於19世紀末的福州老照片，照片中的地方便是今天的福州中洲島。百年前這裏曾是帆影層疊、商船雲集的港口。從武夷山運到福州的茶葉，在這裏裝箱然後搬上小貨船，沿閩江順流而下運往出海口，供給等候在那裏的歐洲商船。
拍攝這張照片的是一位叫做特德·法朗西斯·瓊斯的美國青年。1860年10月，他來到福州這座中國東南沿海的重鎮，20年間，他通過販賣馳名的武夷茶葉，使自己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夥子，變成在福州赫赫有名的埃奇公司總經理。
1880年，特德攜全家，從福州馬尾港登上遠洋客輪，回到美國。在他的行囊裏，珍藏著48幅他最喜愛的福州風景照。
特德逝世了。
特德的兒子查裏斯也逝世了。
從特德告別福州那時起，時光流逝了106個年頭。1986年10月24日上午，一個碧眼蟲髯的76歲老人，走出福州義序機場，他便是瓊斯的孫子―西奧多·瓊斯。
他以古稀之年，遠涉重洋，風塵仆仆來到福州，送來了他祖父珍藏的48幅跨越一個多世紀的老照片，也送來了老福州的記憶。這些照片伴隨著三代瓊斯，並告訴美國的親友，東方有座長滿榕樹的城市，這裏繁榮的茶葉貿易給予了他們一家財富。這座既具有濃鬱的東方文化而又不排斥西方文化的古城曾養育了他們，不僅如此，福州在他們的性格中注人了東方文化特有的含蓄與多情……
1990年，英國一位退役海軍軍官塞爾本聲稱：西方人對“閩”的最早記載應始於《光明之城》一書，時間可追溯至1270-1273年間，作者比馬可·波羅早4年到達中國。書中對“光明之城”泉州的繁華、喧鬧、奇特、財富極盡描摹之筆墨。
馬可·波羅也將滿腔的熱情獻給了這座當時的世界第一大港。
在他的遊記中將元代泉州港的繁華渲染到無以複加的境地。在馬可·波羅看來，西方著名的亞曆山大港比起刺桐港（泉州港）的繁華，簡直不可同日而語，“運到那裏的胡椒，數量非常可觀。但運到亞曆山大港供應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恐怕不及它的1％吧”。
一時間，“到東方去收獲黃金”成為當時西方社會的共同夢想。
遙想當年刺桐港船舶相連，泉州城內“夷夏雜處，權豪比居”，“船通他國，風順便，食息行數百裏，珍珠、砒帽、犀象齒角、丹砂水銀、沉檀等，稀奇難得之寶，其至如委。巨商大賈，摩肩接踵，相刃於道”……該是怎樣一片繁華景象啊！
這是2009年泉州南安九日山宋代祈風大典仿古表演。表演還原了當年大典的盛況。當年，一定是“車馬之跡盈其庭，水陸之物充其姐”，可見儀式之隆重。
宋代的泉州，市舶司每年都要在九日山舉行兩次祈風儀典。夏天“禱回舶南風”，冬天．“以遣舶祈風”，以求“傅波濤晏清，舶航安行，順風揚帆，一日千裏，畢至而無梗”。
《明史》記載：天順三年（1459年），錫蘭國王派王子出使中國，船隊抵達人稱東方第一大港的泉州，當王子從泉州富美渡口登岸時，滿城盛開的刺桐花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商船，給王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料此後，錫蘭國發生變故，王子世利巴交喇惹歸國無望，樂得定居泉州，並取“世”字為姓，世代繁衍。
令人吃驚的是，他們中有的人以通事為業，也就是當翻譯；後來有的人讀書考舉人；再後來，泉州濃鬱的國際商業貿易氛圍使他們中間的許多人最終也成了閩商。
在不到200年的時間裏，世家便完全融人到華夏文明中。
這間工藝品店的主人叫許世吟娥，她便是人們尋訪已久的錫蘭 王子後裔，也是一位閩商。
2002年6月，斯裏蘭卡政府向許世吟娥發出了訪問邀請，許世吟娥終於回到了她祖先生活的土地。斯裏蘭卡人民以最高的禮節歡迎她的到來。一位政府部長致詞說：歡迎公主回家。
今天，泉州著名的丁、郭、蒲三大姓氏均為阿拉伯人的後裔。
這些墓碑透露出那個時代泉州向全球開放的文明信息。
這一方墓碑上的“番客墓”三個字，顯然出自初學漢字的阿拉伯僑民之手。這個因碑文殘缺而不知姓名的阿拉伯人，當上了永春縣的知縣。這個取潘為姓的阿拉伯穆斯林，還當了軍官“總領”。而這塊碑文寫著“艾哈瑪德家庭母親的城市”，則寄托著這位外國僑民對刺桐這塊土地深切的情感。
采訪：我們可以想象當時僑民與原住民如何融洽地相處，這些古跡今天得以非常完整地保留，也是最為難能可貴的。特別是在今天的世界， "9· 11”之後，美國的學術界甚至政治界，流行所謂文明的衝突……泉州人有資格給予他們更多的啟示和教導。
這樣一個在幾代歐洲人眼中如此神奇、富饒、忙碌的泉州港，在唐貞觀元年（627年），還隻是一個叫做“武榮”的小漁村。
在其後的三個多世紀裏，泉州港卻經曆了四次曆史性飛躍―
北宋，趕上並超越了寧波（時稱明州），僅次於廣州；
南宋初年，趕上廣州，與之旗鼓相當；
南宋末年，超過廣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
元代，成為世界最大港口……
曆史就這樣書寫：大海為證，拓海貿易，追風踏浪，商賈雲集―鮮明地凸顯出福建作為中國海洋門戶獨特的人文景觀……
第二集 閩商無疆
對於中國，1842年是永遠的痛。
自從中英《南京條約》簽署開始，中國與殖民者簽署的所有不平等條約都以白銀作為賠款貨幣，金額累計高達12. 67億兩白銀。
中國並非產銀大國，豐厚的白銀儲備又是從何而來呢？奧秘之一，就是以閩商為代表的華商與西班牙人共同經營的環球“大帆船貿易”。
1522年，麥哲倫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不僅完成了人類曆史上第一次有記載的環球航行，而且將菲律賓變成了西班牙獵取中國財富的跳板。西班牙人將美洲發現的大量白銀和南美洲的物產番薯、煙草、玉米等運至菲律賓，與從漳州月港出發的閩商進行貿易，獲取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漆器等。
我們可以這樣推斷：進人中國的白銀，有相當一部分是從福建漳州進口的。因為在那個時代，似乎隻有漳州的月港、梅嶺、語嶼這些“走私”港口代表著中國在與歐洲人進行海上貿易。
墨西哥阿卡普爾科港―一座西班牙人統治時期、因大帆船貿易而崛起的城市。這裏聳立著一座“中國帆船”紀念碑，這是為了紀念140。年前抵達這裏的中國帆船（福船）而建立的。
顯然，阿卡普爾科是明代中國海船聯結世界的一個樞紐。它的一端係於大西洋東岸的西班牙沿岸港口、另一端則延伸至太平洋西岸的福建漳州月港。
月港，位於漳州九龍江口，縈繞海澄城西，距入海口廈門十餘裏，以“一水塹環繞如堰月”而得名。
明朝政府為了管理月港，專門在月港設立了海澄縣，寓意：海疆澄清。置縣次年（1567年），準販東西二洋。在推行“海禁”政策的明朝，月港成為全國唯一的“特區”：中國商人可以由漳州月港出洋貿易。
采訪：明朝在月港設立海澄縣以後，成立了督江館，就是說國家開海了，對這部分貿易進行規範，所謂規範：一個就是對出口船隻，它要發引票，一年大概是一二百張，還要征三種稅，就是水炯、路銅和加增晌。水晌是什麼，就是按照船的大小征；路炯是對進口的貨物，貨物稅。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加增銅，加增晌就是對運白銀的船征稅。因為從馬尼拉那個地方回來的商船，多半是沒有貨物，因為當時沒有什麼貨物往回運，那麼就是運銀子進來。
推開這樣一扇小小的窗口，閩商也使得月港成為明後期國際貿易的樞紐，興盛了60多年。
崇禎年間的《海澄縣誌》曾這樣描述月港的繁華：“月港自昔號巨鎮，店肆蜂房櫛比，商賈鹹集，夷艘停泊，商人勤貿遷，航海貿易諸番。”
采訪：實際上是在一個民間的繁盛的私人海外貿易的基礎上，才形成了明朝的開放政策；然後明朝的開海以後，實際上有些學者認為，這就是近代海關的雛形形成了。
在美洲，西班牙殖民者利用當地盛產的白銀大量鑄造銀幣。其實，白銀對於西班牙與歐洲的意義遠不如黃金來的重要。但是，西屬美洲的白銀如果作為貨幣來換取中國的商品那就另當別論了。
采訪：明朝中期的開海實際上是不得已，禁不住的，這說明兩個問題。為什麼禁不住？因為它有內部的驅動力，福建東南沿海這一帶的商品經濟、手工業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不能滿足於光向國內市場發展，還要向海外發展，因為靠海，還要向海外發展。但是從貿易的內容來說，當然全世界的貿易，西方人說了全世界的貿易跟中國就是絲和錢的貿易，就是絲銀貿易，就是外國的銀子進來，中國的貨物出去。
2008年2月底，漳州市舊城拆遷改造現場，發掘出土了18世紀和19世紀西班牙、墨西哥、 日本、荷蘭等國銀幣100多枚。
在這些銀幣中，“塊幣”是最早傳入福建的西班牙銀幣。因其重量基本統一，可以個數流通，百姓紛紛形象地稱之為“鋤頭鍥仔銀”、“鋤頭錢”等。
1771年鑄造的“雙柱本洋”幣，閩南民間以銀幣上的西班牙國王頭像為標記，將其稱為“佛頭銀”、“鬼仔臉”等。清中葉至民國初期，閩南地區的銀票、地契以及文書中貨幣名稱也大量使用“佛銀”、“佛頭銀”等字眼。
這是荷蘭東印度公司鑄造的銅幣，幣正麵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標記voc。透過這些“番幣”可見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與閩商的往來貿易。
在漳州地區還發現大量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使用的銀幣。據統計，流通於閩南的外國銀元的國家和地區，多達30多個。
采訪：我個人估計，從16世紀中葉到17世紀中葉，海外流人中國白銀的總量有兩三億兩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保守估計。其中除去日本流人中國的白銀，假如我們算它是1億兩的話，那麼從美洲流人中國的白銀應該有2億兩，我覺得是有的。
今天，我們還可以在古老的石雕、碑刻上看到“番銀”流通對閩南地區的巨大影響。
漳州市蘿城區一座清康熙年間的“勇壯簡易”牌坊，上麵雕刻有頭戴禮帽的卷發洋人與閩南商人交易的情景，形象地反映了明末清初閩南沿海經濟的開放和貿易的繁華。
不僅如此，從乾隆時期開始，漳州詔安境內的多處記錄捐款數額的石碑上，除了用“捐銀”多少“兩”外，還使用了“捐銀”多少“元”的稱呼，說明使用番銀“論枚計值”，在閩南已占據貨幣流通的主導地位。
采訪：德國經濟學家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裏麵，他著重地說明了17世紀全球貿易的中心是在亞洲，而不是在歐洲。他認為當時的歐洲人是利用了美洲發現的白銀，來購買中國的絲綢、絲織品。當時中國的生產力很強，可以讓絲織品滿足世界各地的需要；而這些白銀源源不斷地流進來的時候，在中國沒有引起通貨膨脹，這說明中國當時對貨幣的吸收能力，也是很強的。這些事實都驗證了弗蘭克的結論，就是說17世紀的全球貿易中心，其實是在亞洲，也就是在中國，而不是在歐洲。
國際學術界大量研究證明：南美洲生產的白銀近一半直接流入了中國； 日本的白銀絕大部分也進人中國。因此，中國被形容為一個白銀的“終極秘窖”。
閩商，恰恰是使全球白銀朝著中國流動的最重要力量之一。從這個層麵上說，閩商是16世紀以來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與推動者！
唐代，福建已經成為中國茶葉主要產區之一。
唐人陸羽在《茶經》中說：“嶺南生，福州、建州、泉韶來洋，往往得之，其味極佳。”產於福建的“方山露芽”、“鼓山半岩茶”、“武夷茶”是中國最早的名茶，並被列為皇室貢茶。
宋代，福建茶在業界已執牛耳！
聞名遐邇的建歐北苑禦茶園即為大茶商張廷輝於公元933年捐獻給國家的私人茶園。“北苑”經曆了五代十國、宋、元、明四個朝代，曆時458年，實屬我國茶業史上最精彩的一頁。
顯然，中國茶葉輸人歐洲是閩商與荷蘭人共同完成的。
16世紀末荷蘭在東南亞建立了東方產品轉運中心，閩商即開始向荷蘭人推銷中國茶葉。據荷蘭海關資料記載，荷蘭東印度公司首次把少量的武夷紅茶帶回歐洲，應該是在1610年。
今天，我們隻能借助於想象，串聯起那發生在400年前的武夷紅茶的旅行圖：武夷紅茶於一次製茶意外中誕生，但當地人不願飲用這種異類的茶葉；便由茶農送到茶市賤賣。負責販茶的閩商購買後，將茶葉運到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與恰好從西麵來的荷蘭商人洽談貿易。我們不能想象的是閩商以何種方法說服荷蘭人接受這種“怪異”的武夷紅茶；但是我們知道的是：閩商不僅說服了荷蘭商人，而且以一個不低的價格成交！
1657年，咖啡店老板托馬斯·加勒維在倫敦開了第一家茶葉店。
當時的海軍軍官塞繆爾在日記裏很得意地寫道：今天喝了一種叫“茶，，的飲料！
1662年，葡萄牙公主凱瑟琳遠嫁英國國王查爾斯二世，將武夷紅茶帶入英國王室。嗜茶如命的凱瑟琳被世人稱為“紅茶皇後”，英國商人則別出心裁地將她美麗的肖像用在武夷紅茶的包裝上。紅茶作為一種奢華和尊貴的象征，很快在英國的上流社會風靡起來。
由於茶價昂貴，在一個多世紀裏，茶一直是上流社會的奢侈品。有錢人在自己的房子裏設茶室；上流社會的婦女更是以飲茶為樂，那種瘋狂程度不亞於今天的女性對時裝與香水的追逐。
在當時，酒是英國各階層人民普遍的飲料。
但到了安妮女王時代，推崇以茶代酒，整個英國社會普遍開始飲用紅茶。飲用紅茶給英國人帶來了健康與歡樂。
工業革命前，英國勞動者食用熏肉、雞蛋和吐司組成的早餐，這種早餐需要耗費一個多小時。工業革命產生的工廠製度，要求工人嚴格遵守勞動時間。於是紅茶加吐司的早餐新組合，既能保證足夠的熱量，又能大大地節省時間，很快在英倫三島成為時尚。
從這個意義上說，閩商不經意間為推進歐洲產業革命助了一臂之力。
采訪：因為英國這個早期的殖民國家，對殖民地的貿易都是壟斷貿易，英國就規定了北美殖民地，什麼東西，哪怕是紐扣這麼小的東西，日常生活必需品都必須從宗主國進口，買英國人的。1773年，東印度公司象征性地交了很少一筆稅，英國人讓北美人必須買東印度公司的茶葉，那麼東印度公司的茶葉比當地的走私茶要貴一倍，貴一倍當地人當然不買賬。
這幅油畫形象地反映了北美曆史上著名的“波士頓傾茶事件”。
1773年12月16日，一群化裝成印第安人的波士頓茶黨成員，爬上停泊在波士頓港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將342箱茶葉倒人大海，船上的茶葉正是武夷茶！這起事件最終成為北美人民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導火索，為美國的獨立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由此可見，土生土長的中國武夷紅茶被編織進全球貿易網絡之後，不僅為世人所矚目，它還直接、間接地影響了人類曆史的進程！
2007年3月，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學研究中心再一次將目光聚焦在南海海域：華光礁一號、南宋沉船遺址發掘大規模展開。在華光礁沉船附近的海底，考古人員發現了成批量的保存完好的各類瓷器，其中包括罐、杯、軍持、碗、盤、粉盒等。這些瓷器中品質以粗瓷為多，種類以青白瓷為最。
采訪一：華光礁一號所在的位置。是在華光礁東北側，在礁旁邊緣靠裏不足1000米的位置，很有可能是船隻因為航行過程中發生風暴，或者是台風、強風把它吹向礁盤，然後打向礁盤之後，直接滾落進現在這個範圍之內的海底。
采訪二：這個沉船上發現了大量的福建陶瓷器，它的內涵也非常豐富，主要是閩江流域的，包括北邊鬆溪、南平、武夷山，到下麵的閩清的，然後就是泉州的，還有磁灶的瓷器都在這個船上，還有少量的景德鎮的瓷器，還是以福建的瓷器為主體。
據統計，這次發掘出水的瓷器近萬件。透過這批船貨可以推測南宋時海外對中國瓷器的消費狀況：大量廉價的福建粗瓷占領了海外市場；而精美細瓷因量少價高，市場需求量並不大，且隻為少數貴族使用。
采訪：當時福建外銷瓷，應該說是對外貿易中大宗的貨物，它的出口量是非常大的。我去東非的肯尼亞、坦桑尼亞，這些東非的沿海國家，都可以見到大量的中國瓷器，那麼其中很重要的還是福建的外銷瓷。
根據沉船位置及船上的瓷器，我們還原出中國商船“華光礁一號”的行駛路線：800多年前的南宋時期，它滿載陶瓷、絲綢、茶葉從福建出發，沿東海、南海經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東海岸或經紅海、地中海再到埃及等地。
這條海上交通航線與另一條從中國的東南沿海向東到達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東海的航線，一起被後人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
采訪：福建這個地方它在航海史上最大的特點，是跟東洋開啟貿易，同時又跟東南亞、印度洋開啟貿易，因為它的位置正好是在一個中間的位置。
“海上絲綢之路”因絲、瓷、茶而發，逐漸演變為文化之路。
中國瓷器在其他區域的廣泛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使用瓷器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
采訪一：作為中國出口的瓷器，首先是根本上改變了當地人生活的方式。當地人在原始時期，或者說他還沒有進步到這個文明程度，隻是使用樹葉、木頭做的器皿，中國的大量瓷器進去之後，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習慣。
采訪二：我們現在把它叫作粉盒，一般認為它是用來裝化妝用品，撲粉用的、化妝用的粉，但是東南亞的學者卻告訴我們說，粉盒還有特殊的作用，就是有的地方甚至拿它來裝檳榔，因為東南亞有嚼檳榔的習慣，在宋元時期的沉船上也有大量的發現，所以裝檳榔的器皿都是比較考究的。
聖地牙哥古堡位於菲律賓馬尼拉市的西北方。在西班牙統治菲律賓期間，成為西班牙軍隊的總部，至今還保留著大量西班牙殖民時期的各種物品。其中有被東南亞人民視為聖物的陶瓷甕，它們大部分產自福建的窯口，被認為是龍與財富的化身。
采訪：當地的居民在海上駕著小船，來中國的貿易船上買到大罐子以後，在回去的路上會把大罐子裏麵的東西，都倒到海裏去，就把大罐子高高興興地帶回去。因為大罐子在他們那裏，還有宗教的神聖意義。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在西班牙統治時期，為了製止村落居民之間的矛盾、糾紛和械鬥，采用了最直接、簡單的辦法，就是把每個村子裏的大罐子全部收起來，收到他們軍隊的營地裏去管理。因為他們每次出去舉行重大的事情，一定要祭祀大罐子， 由於失去了祭祀的東西，糾紛就沒辦法發生了。
有人說， 日本是中國古代文化的博物館。
曆史上，中國與日本的文化交流又以福建為最。今天我們可以確定的是， 日本國粹中相當部分保留了閩文化的精髓，這一切離不開閩商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