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儲福金
與德彬兄相識，源自一段奇緣。
1971年的早春，未滿十九歲的我插隊宜興縣父親老家有兩年時間了。在挖泥炭的河工上，被指揮部叫去，讓我鬥私批修。那時我年輕氣盛，又多讀了一些書，對“文革”多有不滿言論，也就成了被審查的對象。接著抄了我的家，搜出了我與幾個好友往來的信，坐實了罪證。於是我的問題升了級，被移押到河西偏僻的西窯，在那裏被關了兩個多月。
在那裏，我初見周德彬，他是審查我的工作組成員。
那時的德彬也年輕，對我這個“反革命分子”甚是友善，曾暗地裏給了我一些提示。我在被關期間肉體上沒有受到折磨，也應該與他有關係。這在當時來說，是很不容易的。
從窯屋出來，那是我人生的一段絕望時期，德彬還與我時有通信。一直到我轉插金壇縣，在新的環境中，想隔絕那個事件的影響，也就不再聯係。
三十多年後的一天下午，宜興市文聯主席徐風給我打來電話，說請我去宜興參加一位作者的新書發布會。開始我有點遲疑，因為這些年來此類活動比較多，而參加一個活動往往需要兩天時間，偏偏我手頭上又正寫著東西，但聽徐風說到作者名字周德彬時，我便一口答應了。
老友見麵，歲月在各人身上留下了滄桑痕跡，當年的形象還依稀可辨。談及往事，德彬幾次說到一個書名，說可惜了。他的鄉土口音很重，我再問再細聽，才想到那是我在那個年月裏寫在幾本練習簿上的幾十首詩，取名為《 恒煜集 》。“煜”是光耀明亮的意思，恒煜，乃永遠光明的意思，可見年輕的我內心之狂，被批被鬥實在是我的宿命。那幾本練習簿抄家時抄走了，裏麵多有感歎社會與人生苦難的詩句，實是“罪證”。多年以後我連集名都忘記了，德彬卻還記得，說那些詩很有藝術性，失落了太可惜了。而我後來成了小說家，不再寫詩，也沒有舊時情調很濃的詠歎興致了。
分開這三十多年中，德彬長期在政府工作，從基層一步一步，做到副鎮長。官林鎮是宜興的重鎮，工農業生產總值占全宜興的三分之一。德彬就是在官林鎮的工業起步發展的年代中，擔任分管工業的領導工作，到了退居二線的年齡後，便下海經商辦企業了。十多年中企業上了規模，德彬把主要的經營傳給了兒子，開始從文，下筆便是六十萬言，那次我去參加的就是他長篇處女作《 清水濁流 》的新書發布會。
《 清水濁流 》直麵描寫“文革”，寫出了那場災難性運動中的人性表現，濁水之中自有清流。某個章節中的某個被關押的“年輕反革命分子”還有著我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