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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的爆發，給國共合作帶來了機會。同月林和張亮才獲得了新生。她們一起帶著共同的兒子小學誠走出了龍岩黑牢，這一天是1937年10月2日。
出獄後的周月林帶著張亮母子，回到她的老家找她丈夫梁柏台，但當她到公婆家後方知丈夫早已犧牲。梁家本來就窮，又處在白色恐怖時期，周月林要讓張亮母子安全地回到項英身邊，必須離開福建。於是在梁家住了幾個月後，她帶著張亮母子走上了尋找組織與項英的漫漫長路。她們先到了周月林在上海的大姐家。後來又到了南昌新四軍辦事處。不幸，這期間闠月林與張亮母子走散，尤其是張亮，其命運至今仍然是個謎，據現有的“史料”記載，有人說她到了延安與項英見麵後，當項英得知自己的妻子就是出賣瞿秋白的“叛徒”而一槍怒殺了她，也有人說是康生下命令秘密槍斃了她，但誰也拿不出史證來證明張亮到底是如何死的。總之她是“失蹤”了。
周月林的幹兒子項學誠後來在延安回到了父親項英身邊，同時見麵的還有他的一個姐姐項蘇雲。蘇雲比學誠大4歲，是1931年張亮在上海生的。姐弟倆與父親項英都僅有12天在一起，那是他們的父親因為參加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才專門從新四軍大本營秘密趕往延安時見的麵。項蘇雲後來回憶道：我那時已經七歲了，但沒有見過父親，有一天在延安大禮堂中央首長為前線來的將領們開歡迎會。陳雲叔叔把我領到第一排，指著跟朱德總司令並排坐著的一個“首長”說：小蘇雲，你看，這就是你爸爸。陳雲叔叔又對坐在朱德總司令身邊的那位首長說：老項，這是你女兒。這時，那個被陳雲叔叔叫“老項”的將我抱起來，讓我坐在他腿上。我們父女倆就你看我我看你的，隨後“老項”就問我：你幾歲啦？叫什麼名字？我就一一回答他。“好像沒有什麼特別激動，因為我們從來就沒有見過麵。”項蘇雲解放後一直住在北京百萬莊的一個院子裏。
項學誠當時隻有3歲，基本上還記不清與父親見麵時的印象。據姐姐項蘇雲說，他們姐弟倆與父親項英在延安一共一起生活了12天，父親後來又回到了新四軍總部。1941年3月14日，在國民黨對新四軍發動的“皖南事件”中，項英被內部的叛徒劉厚總殺害。中共曆史上長期以來一直認為項英在“皖南事件”中負有直接責任，故對他曾經有過的革命功績幾乎徹底抹殺了。直到1998年項英百歲誕辰時，中央對他的曆史功績作出了重新評價，稱讚他是“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黨和紅軍早期的領導人之一、新四軍的創建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和“抗日戰爭的名將之一”。
與項英和張亮的命運相比，項學誠的幹媽周月林的命運更曲折複雜。她在上海找不到組織，父母又已去世，堂堂紅色蘇區的中共執委會委員的她，竟然為了生活，不得不與一個窮苦的船工做了夫妻。
從此職業革命家周月林就成了一個普普通通的家庭婦女，過著顛沛流離、貧病交加的日子。那時周月林才31歲，她既不知自己的三個孩子死活，在何方，又不知自己的組織還認不認她這個“女執委”。後來有人說她其中一個叫沙洲的兒子在紅色時期就已生病夭折了。另一男一女說是被送到蘇聯國際兒童院，衛國戰爭時期與同學們分散了，死活不知。周月林聽到這些消息，悲痛欲絕。但令她最痛苦的是當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她在好不容易找到組織時，她卻成了階下囚……
“我的媽媽怎麼可能是叛徒呢？”1955年，正值瞿秋白被殺20周年時，中央在北京八寶山為瞿秋白舉行了隆重的遺骨安葬儀式。這時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要求中央緝拿出賣瞿秋白的元凶。這是個大難題，因為與瞿秋白一起被俘的隻有張亮和周月林，張亮已死，周月林還活著，而當時大家一致懷疑的問題是：為什麼瞿秋白被敵人槍斃了，而項英的妻子張亮和中共蘇維埃高級幹部周月林就沒有被敵人所殺？沒有什麼其他可解釋的，唯有這兩個女人是被敵人收買了。此時正值全國上下進行大肅反運動，周月林就這樣被上海公安局逮捕，並作為重犯於8月28日押至北京，關在北京德勝門外的功德林監獄。
此一押就是10年，因為沒有任何證據證明瞿秋白就是周月林出賣的。曾有人問在北海艦隊當兵的項英之子項學誠，知不知周月林的一些情況時，項學誠幹脆而堅定地回答：“她是我的幹媽，是母親之外最親的人。沒有她在監獄裏為我接生，為我弄吃的，我早就死了。”辦案人得不到任何證據，所以周月林的案件一拖就是10年。直到1965年12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授權”作出刑事判決，以“出賣黨的領導人”之罪名，判周月林12年徒刑。隨後將其遣送到山西榆次一個女子監獄勞動改造。
中共蘇區的第一位女部長就這樣成為了自己為之奮鬥而建立的新中國的監獄的“犯人”而長期被關押在鐵窗之中。
“我不是叛徒！我不可能是叛徒！”從1955年起被押被關的日子裏，周月林毎天見人都會憤怒地說著這兩句不變的話，她豐韻的身體和年輕的生命也隨著這兩句話而慢慢變瘦變老，開始似乎還有人聽她的訴說，後來隨著瞿秋白的平反，她這個“出賣瞿秋白的大叛徒”就成了被所有人辱罵的女壞蛋了。
“你們去問問我的幹兒子，他知道我不可能是壞蛋！”急紅了眼的周月林實在想不出還有誰能夠為她說句公道話，於是常常把在部隊裏工作的項英兒子項學誠抬出來，以圖證明自己的不白之冤。
“是的，我雖然當時還在母親的腹中，但我相信我的兩個母親——張亮和周月林不可能是出賣她們的領導瞿秋白的叛徒！”項學誠始終這樣回答所有來調查核實曆史情況的人。
不知何故，周月林唯一認為可能為自己申辯的幹兒子項學誠竟在1974年突然英年早逝在了部隊。周月林是幾年後才知道的，那時她已經是個滿頭白發的“老太婆”了。
“兒啊一-我還能找誰為我申冤去嘛？”監獄裏，周月林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回聲。她徹底地絕望了，她想到了死……死之前她想做一件必須做的事。於是她找來鉛筆頭和衛生紙，她整天密密麻麻地在衛生紙上寫著那些已經遙遠得幾乎都被人淡忘的那個蘇區時代的事兒。
“你為啥不向上申訴嘛？”有一天，監獄的一位很有責任心的看管幹部，拾起“瘋老太婆”周月林寫的紙條，看了又看，覺得似乎應該有些事必須做，於是他對周月林這樣說。
這已經是1979年了。全國性的撥亂反正正在展開，許多曆史問題得以反正，難道我的問題也可以說說清楚了？周月林就是懷著這樣的心情，在那位監獄看管幹部的幫助下，寫出了一份完整的申訴材料並轉交給了上級組織。
說來也巧，此時關於瞿秋白的曆史問題也有人一直在重新調查核實，也正好有人發現了新的證據：證明當年敵人報紙上所說的“赤共閩省委書記之妻投誠，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屬實，所以原來認定周月林“叛徒”行為的證據被推翻。1979年12月15日，經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複審，周月林終於平反昭雪，宣告她無罪。
此時周月林已73歲，她在自己國家的監獄裏整整囚禁和苦役二十多年……後來組織上為她恢複了名譽並給予了離休紅軍幹部的待遇，周月林後來回到了丈夫梁柏台家鄉浙江新昌定居。1997年，這位我黨蘇維埃時期的女部長、一名特殊的奶媽平靜地離開了她所熱愛和熟悉的閩西大地，享年91歲。
補充一句：當年周月林的“幹兒子”、項英與張亮的親骨肉項學誠解放後一直在部隊工作，可惜他英年早逝，於1974年在北海艦隊離開了人世，才不足35周歲。項學誠的戰友們說，因為母親張亮的特殊曆史原因，生前的項學誠則一直視周月林為自己的母親，而且堅信他的這位“幹媽”絕對不可能是出賣瞿秋白的“反革命分子”。遺憾的是他沒能看到自己的親生母親和幹媽雙雙平反。
在閩西老蘇區，周月林是位特殊人物，她的曆史地位容易讓人們對她產生興趣。其實在這片紅色土地上還有許許多多無名的奶媽，她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哺育了無數革命後代，其事跡同樣值得我們牢牢地銘記。
我還聽說過這樣一則故事： 龍岩地區當時有一批紅軍戰士跟著葉挺、陳毅和項英後來到了皖南參加了新四軍，但他們在離開蘇區時也留下了自己幼小的兒女，後來卻一直沒有找到。解放後政府曾經下了很大力氣都不曾尋覓到任何線索，直到前幾年海外一批批僑胞回閩探親才知道了一些人的音訊……
其中有一個曾姓僑眷前年到福建尋親，他說他父親就是當年紅軍的後代，曾寄養在一個國民黨軍官家，後來這曾先生的養父在新中國成立之前跟著國民黨軍隊逃到了台灣，因為特殊的曆史原因，曾先生的祖母一-曾先生父親的奶媽一直隱瞞了曾先生父親的真實身份，直到老太太臨死時的上世紀70年代才告訴了曾先生的父親真相。而曾先生的父親也是在他臨去世之前又才把真實的身世告訴了自己的兒子。
“我們一家是典型的‘國共合作’、兩岸情緣。”曾先生前年從美國回到福建尋根時這樣說。
我們且把曾先生的父親稱為“小曾仔”吧。他與奶媽之間的故事充滿曲折而離奇—— 小曾仔出生於1935年春天的一個日子裏。這正是紅軍大部隊撤離閩西之後四五個月、蘇區完全處在白色恐怖的歲月，那時國民黨軍隊對蘇區革命根據地采取的滅絕手段之殘忍達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幾乎所有被懷疑的“紅屬”或被槍殺，或被關押，能活下來的所剩無幾。小曾仔能夠活下來純屬例外。
他是和另外一個紅軍娃兒一起被送到一家百姓家托養的，但這家百姓暴露了，白軍和當時民團滅了這戶百姓的全家七口人。僥幸的是那天這兩個紅軍娃兒被這戶百姓藏在田頭的莊稼地裏沒有被敵人發現，但是也差一點兒丟了小命。因為這戶百姓得知敵人到他家捜索前，他們急中生智用一對糞桶將兩個小孩倒扣在莊稼地裏，這樣小孩即使哭也不易被人聽見。敵人施暴之後離開了這個村莊，阿秀——即後來小曾仔的養母發現了這一對扣在糞桶內的紅軍後代。當時孩子已經被窒息得臉色發紫，隻剩下一絲兒氣息，經過搶救方起死回生。這個阿秀是當地一戶生意人家的闊太太，但阿秀不生孩子——她的男人一直不把她當人看待，其實後來發現是男人的毛病，阿秀好端端的女人身子並沒有生育上的問題。在男尊女卑的時代，阿秀吃了暗虧。阿秀的男人是生意人，一出去就是一年半載，在外沒少逛窯子，所以那“根”上染了病，可他與阿秀夫妻三年硬賴是阿秀“不下崽”。那天阿秀發現莊稼地裏的孩子，就是她送男人出山去做生意回家的路上想隨地方便時無意間看到莊稼地的一對倒扣著的糞桶，覺得有些奇怪，便去掀開了倒扣的糞桶，結果她看到了一對娃兒。小曾仔當時也就三個多月。整天愁著沒孩子的阿秀見了沒主的孩子，心頭甭有多喜。她決意給自己留下一個“種”。她選中了三個來月的小曾仔，阿秀從此給自己在外做生意的男人不斷“報喜”說自己“有了”，這是後話。先說阿秀覺得自己無法同時留下兩個娃兒，再說另一個小孩看上去也有七八個月了，留在身邊無法向男人解釋這孩子到底是怎麼回事。無奈，阿秀抱著兩個孩子偷偷地哺養了幾天後，將另一個大幾個月的孩子送給了幾裏外的表親家。她隻對表親家的人說，這個孩子是從野地裏撿來的，其他的啥都不知。表親家正好也是“斷後”人家，所以順勢樂意收下了那個孩子。據說一直到解放後都沒有告訴外人這孩子是撿來的，直到上世紀“文革”期間這一家人受到政治衝擊，他們才把孩子是紅軍後代的身世講了出來，終算平息了一家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