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本來是不太注意文學理論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的全部身心都集中在創作上，後來由於一個非常偶然又不完全是偶然的機會，我卷入了朦朧詩的討論，這本來是屬於當代文學評論的範疇，但是以後，為了弄清楚一些最基本的理論問題，同時又為了教學，我化了許多時間，致力於文學基本理論的研究。我選擇的是創作理論，也許是可以叫做“作家學”的那一種，而不是一般文藝理論。對一般的美學和文藝理論，我雖然也有所涉獵，但是卻舍不得花太多的生命去鑽研。我覺得，來自西方的那些抽象度很高的哲學、文化理論，不管它有多高的水平，總是學院派味道太濃，往往以脫離文學創作的實踐為特點。就是在西方，除了個別自己也能創作的理論家，那些太抽象的理論，對於他們國家的作家來說，並不是受到高度重視的，何況拿到我們國家的文學中來。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很怕過多地關注那些已經有了很多朋友在鑽研的學問會造成供大於求。
對於一般中國作家來說，有許多問題要解決，有的最迫切的是創作思想問題，文化哲學基礎問題。文化哲學的偏癱，使得我們許多作家對於人的本性的理解比較狹隘，缺乏深度的發現，他們的才智因而受到了窒息，這已經是現當代文學史上人所共知的事實。但是，防礙我們文學水平提高的，不但有這樣的問題，而且還有藝術的基本功問題，也就是作家的基本修養和對於文學的本身的特殊規律的理解問題。對於這些問題越是到了具體的、微觀的細胞形態的深部，全世界的文藝理論就越是含糊。例如，情感的審美價值，這是大家都津津樂道的，但是對於情感邏輯和理性邏輯究竟有什麼區別，就隻能在概念上打圈子，習慣於以一種理性的因果律去代替情感的因果律。因而反了多少年的概念化，收效甚微。圖解政治的概念化還沒有完全肅清，圖解西方某種文化哲學的概念化又大量湧現。此外還有形式感和亞形式感問題，對話的原則問題，在我看來，許多中國作家就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西方的電視在中國很有市場，原因很多，不止一個人告訴我，原因之一就是：他們的對話寫得很妙，很有看頭，我補充說，這還由於他們的形式感和亞形式感很強，他們在建構故事時情感因果和理性因果拉開了比我們大得多的距離。我們的作家在寫喜劇時往往分不清輕喜劇和鬧劇，甚至把散文當作詩來寫這種違背藝術形式起碼的規範的說法（正如把男性和女性、A型血和B型血混為一談一樣）竟然在我們民族智慧和頭腦敏感度屬於上乘的作家中，被當作顛撲不破的真理風行了近20年。我們敘事和戲劇作品中的對話充滿了基本章法的錯誤。作家們在寫對話的時候，每每是憑著自發性的直覺（或者說得好聽一些，憑著才氣）去寫的。有時，他們的確也寫出了一些精彩的對話，但是有時又寫出了隻能說是敗筆的東西。這是因為他們在理論上缺乏明確的原則性，比如說，人物的對話，在什麼時候講真話，什麼時候講半真半假的話？是不是隻要符合自己身份有什麼就講什麼呢？大多數人所做的是盡可能掩飾自己的真實思緒和動機還是相反？許多作家並沒有認真地思考過。
我對諸如此類的問題很有興趣，花了幾年的工夫，得出了對於人物自己是心口誤差，在人物之間是心心錯位的結論。
我痛切地感到我國作家，尤其是批評家在基本修養上的欠缺是太嚴重了。比如《白鹿原》這樣的作品，許多評論家把它說得天花亂墜，但是我卻覺得在語言上，在長篇小說的形式規範上，作者犯的錯誤太多。為此，我除寫了一篇批評文章以外，還挑出了這部長篇小說中最好的一段，把作者行文中的廢話放在括弧裏，讓讀者去評判。文章發表在《中華讀書報》上。我本以為這樣的文章一定是太唐突了，沒有想到居然鼓舞了陳斯言先生，他聲稱用我的方法，寫了一篇《怎樣做一個不成功的小說家》（《中國青年》1997年第9期），批評了柯雲路的《超級圈套》中語言的粗糙。這使我深深感到溫暖。
我的當代文學批評文章，比較注重分析作家的修養。我總是在對於作家心理和文學形式的一般規範上有了自己的研究心得以後，再對我所選定的作家作品進行評論。比如我對作家感覺力（感覺變異）差不多作了兩年的研究以後，寫出了《論變異》。在這以後才對劉心武和唐敏的小說和散文進行了側重於感覺方麵的評論。我在寫一篇研究郭風的長篇論文的時候，就集中在他的感覺世界的亮點和盲點的創造上，其它方麵，在我看來就無關緊要了。
我最醉心的是文學形象細胞形態的分析，力求把形象的最單純形態，像科學家那樣，放在純粹狀態中進行研究。我沒有局限於文學形象主客二維的流行說法，我研究的結果是：文學形象是生活的特征、作家的個性或者情感的特征和藝術形式的特殊規範的三維結構。這個觀念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美的結構》中有比較係統的展開。在對形象細胞的構成有了比較明晰的了解以後，我對作家的特殊心理素質，不同於科學家的觀察力、感受力、想象力、形式感、表現力，我醉心了好幾年。這些研究成果都集中在我的《文學創作論》中。以後，我就本著這些成果，研究了一係列作家的外部和內在感知結構。
由於出版了這麼幾本所謂的文學理論著作，我就被一些愛好和鼓勵我的讀者稱之為“文藝理論家”。對這個說法，最初我並不在意，後來卻有點覺得不敢當了。我自己知道，要進行文學評論，不花一些時間去考慮文藝的宏觀問題是不能不陷入盲目的。但是對於一個真誠地把自己的最美好的年華奉獻給文學的人來說，最主要的並不是多麼深刻的理論體係，而是最實際的，也就是對於作家和作品的具體分析。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上，不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解構主義都是一樣的。並不是建構理論體係完全沒有必要，而是所有的理論體係必須最後落實在對於作家和作品的分析上。如果耗費了自己生命中最寶貴的時光，結果是對於文學作品，尤其是當代作家和作品仍然如狗咬烏龜——無從下口，我是不太甘心的。正是因為這樣，我一直把文學理論的宏觀建構和當代文學評論盡可能地結合起來。近十幾年來，我相當認真地對我選定的作品和作家盡可能進行細致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