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改革開放，必然產生新的經濟環境。比如說，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城謀生，城市流動人口猛增，而這些變化無疑使票證有了供給和需求的經濟土壤和溫床。況且，那些票販子往往像狐狸一般狡猾。他們麵對工商和公安的聯合執法行動，有靈敏的嗅覺和靈活的應對策略，經常采取“你打擊我跑路，你離開我進駐”的遊擊戰術。聯合執法隊想逮住票販子必須要抓“現形”，即要有非法交易的物證和非法交易的雙方當事人。有時候，明知某人是個票販子，但無確鑿的證據，也不能隨便抓他，更不能處罰他。常言道：吃一塹，長一智。票販子既使這回被執法者抓了個“現形”，可下一次再想抓到他怕就沒那麼容易了，困為從這些人身上你或話再也查找不到任何票證了。
凡是做生意的人，都會明白一個道理，即：利潤與風險往往是成正比的。為此，哪裏有賺錢的機會，哪裏就有敢冒風險的人。陳佳林和他的團夥就是這類人。他們在西關路上稱王稱霸，控製和操縱倒賣票證的生意已一年有餘。這些人原先大多是做扒手和小偷的，主要在公交車上、街頭巷尾等人多熱鬧的地方四處作案。雖說行竊是無本萬利的“生意”，但它顯然屬於違法犯罪行為，風險係數太大。一方麵，弄不好哪天一失手，就要被抓去“蹲班房”，或勞教、或判刑，短則一兩年，長則七八年，可這種失去人身自由的日子是很難熬的呀。另一方麵，其風險還可能危及到生命。他們在公共場合行竊時，一旦在行竊時被周圍的群眾當場逮住，必定會被人們拳打腳踢一頓，而當街被眾人亂拳打殘打死也是時有發生的事情。相比之下，轉手倒賣票證雖然屬於違法犯罪行為，但其風險係數小多了。說的好聽些，他們認為販賣票證也是在“做生意”。當票販子雖然也要沒日沒夜地蹲守在街邊，但就在對各種票證的一買一賣、一進一出之間，便輕而易舉地從中賺到一個差額利潤。這一天當中，這樣的票證交易隻要能做上幾次，其收入就相當可觀了。對於這種“投機倒把”的違法犯罪行為，因事情過小，屬於打“擦邊球”的法律範疇，派出所之所以不太好抓人，是因為在量刑上幾乎無法處理。而且，這樣的票販子滿街都是，抓不勝抓。常言道：法不壓眾。因此，打擊票販子們的違法活動，便改由工商部門負責出麵，主要是采取沒收票證或罰款的行政手段加以處罰。這種懲治方式的改變，對於那些轉行來當票販子的扒手小偷們來說，其風險係數自然大大地降低了。
改革開放時代所發生的變化，給那些頭腦靈活的人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善於盤算的陳佳林，早兩年就已經不做扒手而改行做起生意了。1981年，他開始在民生路向過路人非法兜售走＊私手表。由於他敢做敢為，既膽大又野蠻，其轉手倒賣的生意很是紅火，口袋裏也小有錢財了。當時，他糾集了不少人而形成了幫派團夥，手下兄弟有“賴皮三”齊勝勇，“爛仔頭”李東春、“蝦米”盧少誌、“靚仔”王國亮，“大東瓜”鄧恩仁，“豬頭六”周貴寧等六個小頭目。而這些小頭目又各自控製著一些十五、六歲的小混混充當馬仔，又形成了往下一層人數不等的小幫派。至此，以陳佳林為首領的這夥“街邊仔”，已初步形成了一個鬆散式管理的幫派團夥，開始侵入到社會商業領域中進行非法倒賣等投機倒把活動，甚至不惜采取暴力威脅、仗勢欺人等不正當手段來達到獲取更多錢財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