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極為看重的停戰協議既已締結，心情似乎輕鬆不少，便主動舊話重提，促日方“開示和款節略”了。畢竟，停戰還是有期限的。
3月30日，即停戰協定簽字的當天，李鴻章提出續開和議談判，照會日方：“停戰條款現已畫押，本大臣甚願即將永遠和局事宜從速開議，俾停戰期限未滿之先，和局已可成議。”
李大人拿出足夠的坦誠，講明希望在停戰期限未滿前達成和局。所以，不顧身體不便，“擬請即將所擬和局要款開具節略，送到本大臣，以便查核。”
但是，日本人的退讓是有限度、有策略的，愧疚或同情之說已經拿停戰揭過了。日本所提出的條件，要價之高，還是幾乎讓李鴻章大人驚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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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談進入第二階段，這才是真正的攻堅階段，大清使團無異於推進到了更艱難的地段。
4月1日上午10時，陸奧宗光邀李經芳在春帆樓舉行第四次談判。
一開始，在商談關於議定和約的程序方法上，陸奧又開始玩陰的，提出逐條進行商議。
對陸奧這一出，李經芳駁斥說：“締結和約，茲事體大。除非閱讀全部條款，不足窺其全貌，從而難有分別討論細目之便。誠如歐幾裏得所雲：凡事物均由部分組成，若不就其整體而思，亦無從決定其部分。和款各條相互牽連，今不閱讀全部條款，如何能逐條表明意見？”
陸奧一時語塞，隻好同意在全部條款閱畢後再逐條進行議商。但又提出日方出示和約底稿後，中方須在三日或四日內答複，“或將約內各款全行承允，或將某款更行商酌”。[ 《馬關會談紀要》，《日本外交文書》]
下午2時，李鴻章照複陸奧，接受日方的提議，陸奧即令人送來了和約底稿。
李鴻章接閱日方提出的和約底稿，一下子驚呆了——“為之愕然”。
日本開出的和約條件主要是：一、中國認明朝鮮國確為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二、中國將盛京省南部地方、台灣全島及澎湖列島永遠讓與日本國；三、中國賠償日本軍費庫平銀三萬萬兩；四、中國已開通商口岸之外，更開順天府、沙市、湘潭、重慶、梧州、蘇州、杭州七處為通商口岸，日本國臣民運進中國各口貨物減稅，免除厘金，並得在中國製造一切貨物。
根據這個約稿，日本將向中國割取大量疆土（在俄羅斯之後，排第二），此外，還遠遠超出西方曾有的先例，勒索巨額賠款，開放口岸，還要在進出口貨物上減免關稅，並且，第一個提出了要在中國的土地上設廠。
這裏邊，很多都是聞所未聞的，小日本倒是對經濟的研究也勝過其老師，胃口也比老師更驚人，過慣了窮日子的日本人一伸手，其欲望之貪，野心之大，別說李鴻章未料到日本“所欲甚奢”，竟苛酷到如此程度，連同列強都大吃一驚！
事實真的驗證了，1874年中國對日本征台予以補償費用時，外國人所說的那個判斷：這個賠款是一個“真正決定了中國死亡的交易”，它等於向世界做廣告，大清隨時會拿出錢來，而不是準備打仗。
今日之果，難道不是前事之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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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李鴻章就逐條逐條與日本據理力爭，討價還價。
這個難度絲毫不比前一階段差，隻有更難。光靠嘴皮子，結局是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的。
李鴻章非常清楚。所以，談判桌的背後，另一場鬥爭也在上演。中間的驚心動魄，足以拍出一部大片。
可惜，多數記載或影視作品都從結局出發，隻注意了表現大清的軟弱與賣國。
曆史如此波譎雲詭，而那些反映“暗戰”的“大製作”，卻專注於用編造險情和巧合，局限於人為製造“驚心動魄”的緊張氣氛，另外好象除了攙上點“虐心”的感情糾葛，再沒有別的能水。這樣的小“台麵”上，爭來鬥去，勝了的，也透著一身的小家子氣。
不應忽視，李鴻章除了麵對麵的爭鋒，還采納顧問科士達建議“請總署密告英、俄、法三公使”。這一句話很關鍵：將日本的條件電告總理衙門，並將日本的苛刻條件、期望獲得的利益，密告三國公使，以積極爭取各國出麵施壓。要知道，這也正是日本一再拖延，不肯出示和談“要價”的原因。
赴日前，李鴻章已為朝廷定下這一策略，並連日走訪各國公使館，企圖通過聯絡列強限製日本的貪欲。雖然當時各國表態仍一副“公正”和不冷不熱的模樣，憑幾十年的經驗，李鴻章敢肯定，各國一定會對日本開出的條件有所反應。
此時對於日本，李鴻章建議朝廷在表麵上還要一致做出強硬姿態，“日本如不將擬索兵費大加刪減，並將擬索奉天南邊各地一律刪去，和局必不能成，兩國惟有苦戰到底。”同時請總理衙門對這些情節，也一並密告知三國公使，利用他們的口，將朝廷的態度散布開去。
老到的李鴻章知道這些家夥的嘴就象風箱一樣，兩頭漏風出氣。所以他料定，這些也一定能很快傳到日本，傳到伊藤等人的耳朵裏。
李大人也在竭盡可能地與日本大打輿論戰，心理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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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複的期限將近，而朝廷的回複卻久等不到，李鴻章隻能相機而動，先對照日方的和約底稿，擬好一份說帖，把條件內容捋了捋，分為朝鮮自主、讓地、兵費及通商權利四項。除承認朝鮮自主外，對其餘三項都據理予以反駁：
針對“讓地”一項，不客氣地揭露日本的謊言：“日本與中國開戰之時，令其公使布告各國曰：‘我與中國打仗，所爭者朝鮮自主而已，非貪中國之土地也。’”並告誡日本當局：“徒恃其—時兵力，任情需索，則中國臣民勢必嚐膽臥薪，力籌報複。”
對“兵費”一項，指出日本在數字上即屬超額勒索：“日本所索賠款，既名為兵費，似即指此次用兵之費而言，其迄今所費詳細數目，未睹官中簿籍，雖非外人所能周知，然較之日本所索之數恐不及其小半。”“且限年賠費，複行計息，更屬過重不公，亦難照辦。”
對“通商權利”一項中日本實際上要求的資本輸出，他則敏銳地申明保護本土企業不受衝擊的底線，稱：“中國如準洋商在華造土貨，勢必盡奪小民生計，於華商所設製造廠所極有妨礙，國家自不能不出力保護。”“如果中國以此等利益準予日本，各國皆援一體均沾之例，則華商之製造廠所立即擠倒矣。”[ 《使相徂東公牘》，見《中日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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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對李鴻章或大講道理，或陳述情理的說帖，擅長耍賴的陸奧外相有點氣短。雖不無幾分戲謔地認為“筆意精到，仔細周詳，將其所欲言者都盡情地說了出來，不失為一篇好文章”，卻也一時不知如何回絕。
但伊藤就更高一籌了，不光會耍賴，還擅長訛詐。
沉思良久，伊藤決定：不跟老李講道理，就跟老李講“事實”。
他很清楚，反複辯駁講道理，本來日本做得就比較過分，時間一久、事情弄大了，還會使“局外第三者”的列強產生“日本雖勝於力而屈於理”的感覺。所以，最有效的就是拿武力說事，靠實力說話，以迫使中國屈從。
“事實”就是：日軍占著戰場的主動和優勢。再不斷加以恫嚇、威脅，不怕老李不答應。
於是，日本回複大清使團，意思是：停戰和談是基於戰爭的結果，不能象一般外交通商談判一樣講那麼多公平（你吃了敗仗，當然需要出血）。道理不用講了，就說答應不答應，有意見就正式以條款形式拿出來。——“應知由於戰爭結果所要求之條款，自不能與在通常情況下談判某事件相提並論。故日本全權大臣對於我方所提出之媾和條約案，再請中國全權大臣明確答複對全部或每條允諾與否。若條款中有希望修改者，亦希逐一開明條項以約文之體裁提出。”[ 陸奧宗光《蹇蹇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