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真難為了李鴻章。
李鴻章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伴著各種身份帶來的尷尬，勉力支撐。
因為諸多頭銜在身，有的還不一定好使，但職責、任務卻實實在在地、並不和諧地壓在頭上。
北洋大臣——總理衙門的實際處辦者。一直被有些人認為，作為外交部門、總理衙門的下級，卻好象是北洋在給總署那邊下指示。權力是有了，麵子也不小，卻不得不奔走呼號在對外交涉的舞台中心，四處作揖說好話。誰讓李大人地頭熟，誰讓洋人都隻認他，不認總署呢？
北洋大臣——北洋海軍——海軍“具體負責人”。你能調動，你能指揮，就指揮著上啊。海軍是大清的，也是李大人的心血，是李大人的根基。如同含辛茹苦拉扯大，難道輕易就失掉嗎？
直隸總督——軍機大臣（間或）。遠處前線，則左支右絀、調動不暢，高居廟堂，則中樞失靈、調度失措。是進亦憂，退亦不妙。
淮軍統帥——對日戰爭的實際指揮者。雖然有皇帝的授權，大多時候，這個“總指揮”是大家不願攬的活，李鴻章又更多的被其它部隊當成淮軍的總指揮，僅僅是因為皇上一道諭旨，調的是淮軍，自然而然就是你上了。
後黨重臣……
當然這個屬於“被認為是”。隻所以“被認為”，也因為李鴻章確實還在琢磨太後的心思。估計恰逢太後60大壽，一定想過個太平慶典，不希望打起來，這一點也被李大人算準了（其他的聰明人也能看清這一點）。
但有一點往往被忽略，就是李鴻章何時向太後靠攏？
弄清這個問題很關鍵。
因為我也曾經看到，李鴻章麵對動蕩的時局，竭盡小心地維持，也曾經期待小皇帝親政，對他能改變世事抱有極大的希望，他在一封信中的話“但冀因循敷衍十數年，以待嗣皇親政，不知能否不生他變。焦悚莫名”，多少體現了這段殷殷忠心。但是，什麼時候起，就變成曾經了？
所謂靠攏太後，是奕這位老上級、也是“洋務運動”老戰友失勢以後。具體應在修頤和園的過程中，李鴻章才通過配合奕譞的工作，表現出對太後修園子的支持。
而且有一段時間，李鴻章還耍過態度，對奕譞商量向北洋“借錢”的事，冷冷地回以“我這裏也缺錢，請王爺從別的地方另想辦法”。後來，等到奕譞再向李鴻章商量向各省攤派“特別捐稅”，李鴻章突然轉變了，變得非常支持。
我相信有這樣一個原因：李鴻章聽說“存入銀行生息，本金拿來購艦”，一見有利可圖，馬上答應了。
所以，李鴻章的轉變，有多種原因。至少，極有可能是勢單力孤，想要抓住奕譞這棵大樹，為自己擋風遮雨。同時，搞好與這位海軍領導人的關係，有利於為北洋謀“發展”。另外，就是直接的“有利可圖”。
既然奕譞是太後的紅人，與他走近一點，疏通與太後的關係，同時也偶爾親自向太後示示好，又有何不可呢？
而且，奕譞確實支持了北洋艦隊，撥船、撥錢上，給了種種條件。他們還一起幹了很多“好人好事”，比如操持了修鐵路、建海軍碼頭。
弄清時間，有助於我們具體分析原因（有一貫的傾向，也有偶然的因素，必須因時因地而視），弄清原因，能更好地找準他的動機。
弄清動機，很重要。
以李鴻章的作派、思想，再加上動機，於是我相信，他肯定把這當成“智慧”，而不是軟弱。
事情，也就不是看上去的那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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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太後——皇上——李鴻章之間，不是單純的選哪邊站的問題。實情更象是，李鴻章玩弄的，是盡可能地把握與太後和皇上之間的距離，形成“三角關係”。
投向某人的懷抱，還沒到那程度。別說小皇帝，李鴻章幹什麼事的時候，也沒有非得先經他批準，以李鴻章的地位和重量，偶爾也敢說幾句真話，嗆一下太後。至於向哪一邊偏一下，全看李大人權衡之後來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