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日本直接交涉陷入“死循環”，除了“關機重啟”，幹掉日本人，還有其它手段嗎？
有——我是說，希望還在。
李鴻章還祭起了另一個重要法寶：以夷製夷。
這一套，說穿了不過是——以日本的行為會影響列強在華利益來說服列強幹涉。意思是：好處被人拿走了，就沒你們的份了啊。
後來一百多年時間裏，都有人以此來攻擊大清的無能、李鴻章的迂腐。須知，晚清時雖無“平衡”這一說法，但李鴻章比我們清楚“以夷製夷”這一招法，能不能有效，也說不準，隻能試試看。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軍事上不強，奔走在虎狼群中，耍橫是不中用的。
“割肉飼虎”，李鴻章麵前，基本就剩下這個選項了。
兩害相權取其輕，或為了與長遠的對手建立聯盟，以對抗眼前的敵人，有時候，不得不舍出點什麼。
*——*——*——*——*——
也有某些人很認真、很虔誠地跟我們講：甲午敗在不能很好地運用國際法。
是，我聽了不禁頻頻點頭，我承認這樣說有道理。
我說的“有道理”，僅僅是指兩種情況下：
一，要是大清鐵定能贏，卻不注意運用國際法使戰爭勝得更完美，這樣指責他們失策，則有幾分道理。
二，要是大清鐵定會輸，卻不注意運用國際法讓自己敗得更“帥”，這樣指責他們一下，也有一定道理。
除此，啥都不行。為何？戰鬥力才是核心，國際法於戰爭隻居次要位置，不是什麼通關“神器”，隻能作為輔助“裝備”，打個旗號、貼貼門麵也可以。在諸多因素都不頂事情況下，你拿這個來“蓋全”，則無多大意義。
恰如一個人身體本來支持不了“多久、多堅”，還討論什麼“技巧”問題？
所以，實際上，對這些迂腐學究近似混飯吃的成果，我真想大吼一聲：少跟我扯什麼國際法了。那時還有什麼國際法，連“國際法”這一概念都沒有。就算有，能不能有效也難說，因為各國向來是有用則用，不利則棄之的。
大清倒是翻譯了一本外交的基本程序規則的東西，還起了一個嚇人的名字《萬國公法》。過程大家可以去查史書，看看是個什麼東西。這本書更象是外交禮儀而已，即沒得到什麼國際組織的承認，也沒有什麼普遍約束力，大清倒拿來把自己給束縛住了。
還是日本軍國主義的鼻祖福澤諭吉說了句實話：“數千萬言的萬國公法，可以用一聲槍炮抹殺之”，這還不夠直白地表明日本對於這個所謂“公法”的態度？
別老罵人家福澤諭吉，人雖然壞，但人家確實知道這玩意不好使，也知道為什麼不好使。
不要忘記，任何一國法律都需要國家機器作力量支撐，靠強力機關保證它的效力，才有威懾力迫使人遵守。隻有法律書，沒有警察、法院和監獄，那書能嚇唬誰？擴大到國與國之間，就是這樣的情形了。現代的國際法固然好看，但就是沒有一個超國家的強力機構來保證它的實施。遠有“九·一八”日軍侵占東北，我們訴諸國聯，調查結果如何呢？近有美國和他的小弟們，繞過聯合國四處動武，國際法在哪兒呢？
在沒有真正超國家的強力機構的情況下，你隻能依靠強大的國力，來維護你的利益。
如果你出國了，那麼，你最好遵守人家的規矩，老老實實趴在人家國家的翅膀底下。至於你說人家的規矩好，舒服，那我沒辦法。我想這道理出去的人都明白。
某名牌大學百年校慶，專門開通了專列啊，一車一車地從南方往回拉那些回國參加校慶的校友——頂尖大學的優秀學生加歸國華僑啊，必須優待。
電視台也來助興，笑盈盈地問：有何感想？
回答老標準了，對著鏡頭喜滋滋地說：
國家強大了，我們在外才有地位，我們在外邊少受欺負。
XX（此處省去兩個字），中國強大了，你少受欺侮。中國受欺負的時候，你在哪裏。
對著你熱愛的、為之光榮的母校，你說說，你做過“兩彈一星”元勳那樣的事嗎？人家曆盡艱難、千辛萬苦往回走，你千方百計往外跑，過後給我們祖國帶個感謝來嗎？
還好，那還比一些弄回“資產階級自由化”玩意的玩意強。
*——*——*——*——*——
國家之間無道義可言，隻有利益，無公理可言，隻有實力。
關鍵時候，還是誰拳頭硬誰說了算。相互吐唾沫不行了，就得亮拳頭。
所以，在大清的國際外交中，我們清楚看到一個道理：
沒有實力後盾的外交，是一邊倒的外交。
一邊倒的外交，是乞討，是外賣。
*——*——*——*——*——
李鴻章首先想到的是請俄國人和英國人出場。
據說李鴻章會見了俄駐華公使，許以在一些方麵給俄國一些好處。這一點應該十分可信。
請人辦事，手裏頭總得有點“硬貨”。
李鴻章能辦的，首先是將俄國人往“同盟”裏拉。道理很直接，日本人是大清的敵人，也是俄國的敵人。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再一點，就是東北鐵路修建等方麵，為俄國提供一下方便。
日本人和俄國人都盯著朝鮮和中國東北，隻要這樣，就有矛盾存在。
兩個強人麵前，當然要依靠更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