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們隻能說，道德說教和約束有時候並不好使，有時會麵臨困境。
我們過去為什麼出現買辦，對外出賣民族利益，謀取個人或小集團的富貴？過去，為什麼會有漢奸，甘心做走狗，還覺得跟著誰不是混？現在，市場上為什麼假貨、劣質品特別多，為什麼有人為小集體利益而損害國家全民利益？答案就在這裏。
傳統道德都是教小孩子的，大多數的大人們都能說出一套。但厚黑學、官場學、權謀術這類書籍一本接一本出籠，說明什麼？
不好意思地說，有些東西，在我們的文化上本來就有相當深遠的根源。
所以，如果要有一個準確的判斷的話，我覺得應該是：中國人特別容易被喚醒內心的責任，去幹符合道德傳統的事情；中國人也特別容易放鬆下去，做出違背道德和缺乏責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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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麵討論“琅威理去職”和“北洋戰力”問題時，我沒有提這個因素。說到北洋海軍，基於前文的史料，現在，我們可以討論了。
應當承認，中國人的“智慧”——圓通、偷懶、鑽空子，在做事中隨時出現，在做人上、共事上，也隨時會出現，鬥爭、排擠、黨同伐異、結黨營私，狡黠亦或奸詐往往伴隨始終，未談合作，先想退路。這些在北洋之中，也淋漓盡至地展現出來。
此時的北洋，連訓練都做假，其它事都可以做假。
戰鬥力狀況評估本身十分易於做假。李鴻章視演也罷，加上不懂海軍，甚至不懂多少軍事的海軍大臣恭親王奕譞（我敢說他除了老子是皇上，兒子是皇上，他就是一個普通官員），還有一個連男人都算不上的李蓮英，都能來校閱海軍（還鬧出一場風波，隻不過官員們受不了的是“違反祖製”），能評出什麼戰鬥力來？
看那一份份奏折，一份份喜報，原來全是為了哄皇上太後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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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點，事實證明，任何國家的任何組織都有一種傾向：當集體謀私行為受到製約時，又往往會有一種天然的衝動，為摧毀製約體係、破壞製約力量而上下其手，集體使壞。
中國也不例外，北洋也未必能跳出這個“圈子”。
不管是出於職業軍人的精神和契約意識，還是代表著英國國家利益需要，琅威理對水師官兵嚴格管理，最後的結局，卻是被整個北洋權力體係擠出來，辭職還家。
“牆倒眾人推”，這一定是重要原因和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