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明之初就在邪惡的道路上奔走的日本人，從邪惡的本性出發，製造了數不勝數的邪惡理論。
特別是近代，自詡“文明開化”、“先進”的日本人，以“井噴”式的模樣、“爆發”式的速度，產生所謂“思想啟蒙者”，創造種種優等論、擴張論調。
無法想象這裏麵，剛剛還想借歐洲人種改善自身人種的日本人，轉過頭，麵對亞洲各民族的時候，竟然成了優等人種，對著劣等民族。
這種變戲法似的轉變速度，綜觀世界曆史，隻有日本人能達得到。
其實日本人從哪裏來的，他自己都沒搞清，也不敢搞清。
全世界都愛搞考古挖掘，日本人也挖古墓去，越挖越害怕，不挖了，還以法律規定禁止挖掘，特別是對皇家陵墓，更是不得動土。
因為已經出土的文物已經顯示，那些東西不是秦的就是漢的，連日本流通的銅錢都是——好似早先就有“貨幣一體化”的跡象。
再挖下去，搞不好能證明連天皇都是中國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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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對列國的欺淩，日本人奮起直追，變法圖強，本是正常的需求，正當的選擇。
但日本人變態的是，出於對歐美強國的軟弱和對亞洲鄰國的強梁，竟從幕府末期所謂的誌士們之中，便形成了卑劣的“失之於歐美，補之於亞洲”思想。
這是一句直白的話，光從字麵上就不難理解。
不管日本人如何粉飾自己融入西歐國際體係之中，隻是致力於修訂幕未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謀求成為國際“內部”平等的一員，都無法掩蓋的是，一方麵，日本政府都在力爭加入列強的行列；另一方麵，日本也同樣采取歐美列強的手法，強迫與近鄰的朝鮮、中國簽訂了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對鄰國推行霸權主義外交。
所以，“失之於歐美，補之於亞洲”的另一麵，就是“學之於歐美，加之於亞洲”，將從列強身上學到的“叢林法則”，使用到自己的近鄰身上。
於是朝鮮，於是中國，於是馬來，於是整個東南亞。
誰挨著它近，誰就先倒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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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明治政府采取的做法相對應，在思想上，近代主義者福澤諭吉對西歐國際體係的“二重原理”心領神會，他拋出《脫亞論》，主張走“脫亞入歐”的道路。
《脫亞論》的理論基礎，是論中炫耀的日本已跨入西洋文明，相形之下，中國與朝鮮卻抱殘守缺、停滯不前，斷定中國、朝鮮必將亡國。
這個理論基礎，冷冰冰地，榨也榨不出任何倫理道德和人性成分。
從這個基礎上，福澤推理出了——“唇齒相依、鄰國相助”的道理對日本已失去意義，與其“等待鄰國之開明共興亞洲”，“毋寧脫其行伍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文章最後宣布，“親近惡友者不免共被惡名”，因此要“謝絕亞細亞東方的惡友”。
之後的高山樗牛、德富蘇峰等文人，又將“脫亞入歐”的思想進一步加以發揮，掀起了狂熱鼓吹侵略亞洲近鄰國家的帝國主義思潮。
在明治專製政府的主導下，日本民族走的竟就是這條通過侵略東亞鄰國來提高自己的國際地位，躋身帝國主義陣營的“脫亞入歐”的道路。
這條充滿血腥的道路，借用福澤諭吉書中曾用的“殺鰍養鶴”一詞來譬喻，即“殺”東亞鄰國之“鰍”，以“養”日本之“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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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特別值得我們記住的是，這些理論，不僅產生於日本朝堂之上，更大量充斥於在野的民人學者之中，甚至“傳染源”就在社會民間。
朝野配合、相得益彰，泛化開去，就成為日本全民族的思想意識。
記住，我們有理由相信，這種對外擴張思潮，決不單純是少數日本“封建軍國主義”者的思想特征。
共振，共進，這是日本軍國主義形成中的一個固有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