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她又找了小劉好幾次，小劉總說很難，容慢慢想辦法。肖淑梅始終認為，是小劉不願意說出他那句金貴的話。在她看來，坐在台上的那個人隻要說話，坐在台下的人就隻有拍巴掌的份兒，就像大劉挨鬥，啥時鬥，怎樣鬥，鬥不鬥，都是台上一人說了算。
看到大劉挨鬥她揪心不已，大劉佝僂著腰，彎彎著腿，昔日的氣宇軒昂早被狂風掃蕩盡淨，還常說一些前言不搭後語的話。淑梅想：再這樣下去，大劉不瘋，自己就瘋了。於是就來到了大坡地。
肖淑梅在大坡地隻待了一天，文昌歡天喜地地大獻殷勤，但每當他看到肖淑梅眼角滑出的一縷光時，總有一種跌落於斷崖下的感覺。
她要走的時候來到了文昌家，文昌娘正在拐線子，肖淑梅嫂子嫂子地叫，小心翼翼地說了許多拐彎抹角的話，瘦三娘靜靜地聽了一會兒，說：“嗯——呀，嗯！梨花兒該還沒開呢，也保不定是——開了？又落了？”——老太太還在想算卦先生說的那句話：恁小子眼時婚還沒開①呢，等到梨花兒落就該有信兒，再沒信兒就到麥梢兒黃了。
紅豔娘嚇了一跳，她聽不懂文昌娘的話，好像正唱著的絲弦忽然冒出一句京劇道白，就急急地問：“嫂子嫂子，怎麼了，怎麼了？”
文昌娘靜靜地說：“俺說這花兒該開的時候兒就開，該落的時候兒就落，不能開花兒就坐果兒，也不能光開花兒總不坐果兒。”正說著，線拐子就從手裏掉到地上，她索性一捋，全都捋了下來：“纏壞了，從頭兒纏吧。”
臨走的時候，肖淑梅說：“嫂子，你我都是一樣的人，都是隻有半個家的苦命女人，給孩子說說，他倆走不到一塊兒——我指望著紅豔熬後半生呢！”
肖淑梅走了後，瘦三給文昌說：“哥哥半輩子，鬥大的字兒認不了半個布袋頭兒，不懂個啥，也說不出來個啥，有個理兒得說給兄弟，這不論做啥，都得看兩頭兒，就跟俺的貫嚐一樣，香不香，好不好，一樣的東西兒，餓跟不餓的人吃起來，味兒就不一樣，你說是不是？——也老大不小了，該拿主意的時候兒就拿，別光叫娘操心！”
後來，肖紅豔請了假，課由文昌替著。山杏又給買了一本書，叫《暴風驟雨》，扉頁上又寫了幾行用盡功夫的字，還是安鄉長的筆跡，第二天，文昌就去了一趟邢州。
肖紅豔住在一個大雜院裏，剛到門口的時候，文昌看到一個人，好像是紅豔，坐上一個小車走了。
大劉在一個木桌前坐著，小桌子很舊，桌麵上被刀子新劃下一片坑坑窪窪的圖案，像中國地圖的形狀。大劉一手掂著一把舊茶壺，一手拿著一個青花瓷的大酒盅，晃晃蕩蕩的像是喝醉了酒：“一碗喉吻潤，二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
見文昌進來，他一揚手，就把酒盅裏的茶水潑了過來，淑梅忙去拿手迎。大劉說：“他是反革命，比我壞多了，你說——不是？”
來到院裏後，淑梅給文昌說：“你看，紅豔還得誤幾天，她爹——病了，紅豔——抓藥去了。”
從家裏出來，文昌分明看到那個女人在流淚。他覺得肖紅豔確實有點兒冬妮婭的意思，回頭看了看，那個瘋男人，咋一點兒也不像林務官！
白文昌回到大坡地，正是麥梢兒黃的時節。
林滿倉就是一條牛，永遠那一副紮實舒緩的腳步，踏不破無邊的沉寂，馱不盡永恒的滄桑。無悲無喜亦無哀無樂，脊背上似乎永遠承壓著滿負的載荷。
二兒子有良小的時候，算卦的先生曾說：“有地不種，沒翅兒能飛”。霎那間的林滿倉，忽然享受了平生第一次的振奮和昂揚，去石碾街給先生買包子時，他忽然變成了一匹馬，在騰雲駕霧之中跑了個來回，連腳下蕩起的塵土，仿佛也轟轟隆隆地歡欣鼓舞著。
麵方耳闊、鼻挺眼潤的有良，左看右看都和年畫上的哪吒有點兒仿像，但那個喜悅太短暫了，短得好像就去石碾街走了一遭的工夫兒，就再沒有了有良，大坡地多了一個“傻二小”。之後，“有地不種”倒成了真，至於“沒翅兒能飛”，傻二小做夢的時候或許有？
老四有餘，麻奶奶給種了一臉深而黑的麻坑，也許種的時候她攥在手裏的痘痘兒太多了，又不願意往回拿，所以撒得勻勻實實，且有點兒密不透風——耳後和脖頸上都連成了一片，大家都管有餘叫“四麻子”。
“四麻子”早早兒就開始掙工分兒了，每天六分兒，半個多一點兒的勞力。滿倉也上了些年紀，人家勸他讓孩子上學時，再不說“知道蛋在哪兒長著就行”的格棱②話，而是摸著滿腮的花白胡茬子說：“朱元璋還不是個放牛的小子？”人家就說：“是吔，是吔，有田放牛不也放到天津了？”
滿倉就悻悻地走開，除了傻二小和四麻子兩個兒子牽腸掛肚之外，有田也是拴在他心垂子上的一根砍不斷的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