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獻策見顧、黃二人麵色不驚，正襟危坐，心裏麵暗讚一聲，好個榮辱不驚，端得上少年老成。
旁邊的李汝蘅靜靜地看著這些個人，心裏麵也是感觸良多，雖說自己未能夠高中，但是通過與陛下的深談，也逐漸了解自己今後的發展方向，陛下增經單獨約見過自己，暗示將予以在商業上的重用，要自己好好利用家中的資源，發揮長處，為朝廷財政立功。
好在自己對於功名、科考不是很看重，這都是祖上、父母之命，自己不得不遵從，現如今已有好的發展，好的前程，自己應該好好把握，遵從聖上的教誨，把差事辦好，放不負君恩。
宋獻策繼續說著，大家夥也各自思量自己的特點，“憲之（史可法的字）之才在於政，為政一方，剛直不阿，體恤百姓，熟知疾苦，民族氣節尤重，憂心天下事，可為地方大員之任。”
對於史可法自己，聽聞皇上評論，他是有點震驚的，雖說殿試的時候與夏雲見過麵，也交談過一些，但是那不過區區幾句話而已。聖上對於自己的認識恐怕是考卷上的答案，自己撰寫的策論中，得出的結論。但這結論已經是與自己的性格、誌向已有八九不離十了，這不得不驚訝，聖上慧眼知人了。
“長庚（宋應星的字）兄，陛下對於你最為推崇，說你乃大明百年以來罕見奇才”宋獻策這句驚天的話，讓在座的眾人俱都驚訝不已。
宋應星自己也覺得驚奇，自己何德何能，如此讓聖上推崇，自己於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與兄宋應升赴省城南昌參加乙卯科鄉試，考取第三名舉人。
當年秋趕往京師應次年丙辰科會試，未中。為作好再應試準備，後與兄長前往九江府著名的白鹿洞書院進修，投師於洞主舒曰敬。萬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又一次進京會試，仍然名落孫山，可以說在試途上屢遇不遞，怎可堪認大才呢。
在座的眾人這些天一起聊天暢談，都是知曉宋應星的經曆，對於這樣屢試不中的舉子，聖上何以如此推崇不已呢。
傅山覺得有些奇怪，不禁問道：“宋侍講，此話當真乃聖上所言？”
“確實如此，眾位不信，可問汝蘅老弟！”宋獻策斬金截鐵地道。
眾人的目光轉向李汝蘅，李汝蘅重重地點了一下頭道：“聖上說，長庚才學博大，冠絕古今，說其熟讀經史及百家書，對程朱理學有較深鑽研，又能獨立思考。在前些年屢試不中之後，轉向實學，尤其是研究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作了多年考察和廣泛的社會調查。已經具備了大量了實用學術，這些都是於國於民有利的知識和技術。”
李汝蘅的話，讓張采有些納悶，張采也是有才華的，做得一手好文章，文筆犀利，文思敏捷，在京師學子中稍有名氣，也相當的自負。
他說：“長庚兄，所鑽研的乃是鄉民、百姓之奇技淫巧，實務之學，等不得大雅之堂，為朝廷大員不推崇之文，在下認為天下之事惟有聖人文章，古人之德化傳承俱為重要，法、器、量等物且為應急之需，不可為主。”
其他幾位包括張溥、史可法、傅山等人，也有一點相同的認識，紛紛點頭讚同，幾雙期待的目光看著李汝蘅，想請他快點解釋一下。
李汝蘅喝了一口茶，微笑了一下，“各位仁兄，聖人之言，小弟我也頗為驚訝，呈問了陛下原因，你們猜陛下如何說？”
“聖訓如何？”眾人異口同聲地道。
“陛下曰，聖人文章是好，但亦有不合實際的，聖人之言在於教化萬民，德彼萬方，以人思想為主導，但是，社會、國家都是需要實際的生活與發展的，不可理想化之。
聖上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句話並不是至理名言，如果說大家都去讀書了，誰去造船，誰去種地，誰去製造生活器物，大家夥兒都啃書本阿。聖人之言並非完全講述讀書高於一切的，讀書確實能夠教導人向善，向好的地方轉變，有教化萬民之功效。
但是更多社會、國家的經濟生活、軍事的發展，都離不開實用技術的運用，沒有這些東西，老百姓就不能耕種，糧食就種不出來或是產量不高，各地的物產不能流通，文章德行不能很好的普及。聖人最為重要的就是要求眾人謹記‘民為貴、社稷次之’的道理，而如何做到這些，就是要依靠與百姓相關的生活中，相關法、巧、器三者之有機結合，方為技術。
聖上說了一句很有深意的話，就是‘實幹興邦，空談誤國’，聖上非常鄙棄空談之風，訓示曰，凡為民利，為國利，為社稷利，均可推之，賞之；反之則不予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