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向上
序言（我之幸）
我，生於公元1956年元月二十七日，男，小名紀樹社，大名紀宏大。一歲多，學走路時，右踝骨節脫臼，致使右腳終生殘疾。小時候，家人替我算命，說是個讀書的料，以後靠寫文章吃飯。出生後幾年，碰上大饑荒，過著吃不飽，穿不暖的苦日子。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小學停課鬧革命。以後又是“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勤工儉學熱火朝天。該上學時失去了“好好學習”的機會。
這時，大人們也在鬧革命。我爺爺土改時，劃為上中農，我父母作為團結、教育的對象，有時被安排在地、富、反、壞、右一組，接受教育、改造；有時，安排在貧下中農一組，作為團結的對象接受批評教育。活動結束後，我母親每每憤憤不平，回到家裏，一臉的不愉快！覺得分在地、富、反、壞、右一組，受了很大的侮辱。我父親無所謂，因為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生產小隊的小隊長。這個生產小隊僅有六戶人家，不到三十口人，四清時，就作為“四不清”對象批鬥過，還為此退賠了三百多元人民幣。以後，曆次運動都是挨整對象，所以也就對大小運動習以為常了。
在學校裏，老師開口閉口總是說“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我這種上中農人家的子弟也是被當做團結教育的對象。後來，我戲稱自己是“五類半分子”，屬於地、富、反、壞、右之外的“團”一類。在全班同學都加入了紅小兵之後，我是最後一個由老師提名，經全體同學討論同意後，才加入紅小兵這個先進組織的。我心裏有委屈，有時想，那個整天調皮搗蛋、常常流鼻滴濃的同學，就因為他家是貧農，也在我之前加入紅小兵。其實，我也不大在意這些，隻是偶爾這樣想。我在意的是父母受委屈，我常常提醒自己，盡量不要與貧下中農的後代發生爭吵，以免給父母惹麻煩。我這時的理想就是做聽話的孩子，做父母的好兒子，不惹父母生氣。
一九七三年七月，我初中畢業。本來一九七二年寒假就應該畢業，隻因國家調整了畢業時間，將原本定為寒假畢業的先例，調整為暑假畢業，由此，我在初中多讀了一個學期的書。這個時期，國家又開始重視教育，後來稱這個時期為十七年教育回潮。我在這初中後兩個學期才學了點東西。畢業後，我被聘為民辦教師。
任民辦老師期間，一是年紀小，我當時才十六歲半。二是我是上中農子弟，能當上民辦教師，也是難得的福氣。我對工作十分認真負責。這時，我的理想就是做一個合格的民辦教師。
一九七八年，高考改革，我獲得了一次重生的機會。當時，很多好心人鼓勵我報考大學。我自己清楚，一個勤工儉學時代畢業的初中生，肚子裏到底有多少墨水，我謝絕了好心人的鼓勵。我堅持報考中專。當時，中專畢業，國家包分配。畢業後吃商品糧，拿工資，有穩定的工作，我還能跳出受村裏人白眼的歧視。這年年底，我接到了一所師範學校的錄取通知書。第二年三月，我就報到入學了。
一九八零年元月，我們這批師範生由於各種原因，提前一個學期畢業了。我被分配到公社所在地的小學任教。一年後，我調到另一所村小任教導主任。工作成績使我獲得了升遷機會。盡管村小教導主任根本就不是官職，但在我看來，它畢竟有別於一般教師。由此，萌發了努力工作，力爭做個校長的想法。半年後，我升任校長，又一年後，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任命為中學教導主任。又一年後，我縣教育界部分鄉鎮進行教育改革試點，其核心是老師選校長，校長聘老師。由此，我被老師選為某初級中學校長。上任之始，我提醒自己，努力工作，做個優秀校長。在校長任上，我專心工作了三年。學校年年被評為先進學校，我被評為優秀校長、市勞模、市優秀共產黨員。
一九八八年元月，我被上級教育部門任命為某鄉鎮教育組長。接到任命書後，我鼓勵自己，一定不辜負黨組織的培養，努力工作，力爭做個縣教育局局長。一個學期後，我的前任教育組長，本應該到縣教育局履新的，他卻因為職務不合他的心意，堅持不去上班，而要留下來重新主持教育組工作，在此情況下，我申請調離教育組。我放棄了為實現教育局局長理想而奮鬥的機會。
一年後，我調到鄉鎮工作，任一般幹事。由於我是教書出身，橫豎都脫離不了教師的模樣。鄉鎮幹部中，工農出身的幹部占多數，我很難融入他們的圈子。一年後，慢慢適應了他們的工作狀態，並經組織部門考核，任命為副鎮長。升職後，工作主動權多了，工作範圍擴大了，再加上我是通過考試進入師範學習了將近兩年的正規師範畢業生，文化水平在鄉鎮一級的幹部中，應是出類拔萃的。所以，慢慢進入了領導視野。由此，我也有點昏昏然，暗示自己，努力工作，爭取日後做個副市長之類的官員。
好景不長，我的一些行為招來了某些幹部的不滿，他們以為，我的趨勢，會影響他們的升遷。他們抓住我工作中的過失，聯名向市委告狀。我受不了這種打擊，再加上家庭生活很糟糕，心理壓力大，經過痛苦思索，認為自己不適合做鄉鎮行政工作，申請調回教育界。副市長的理想成了肥皂泡。我知道，我也做不了副市長，我隻想做一個好老師，安心工作，照顧家庭，做一個好丈夫、好父親。
一九九三年，我調回教育界。老話說，好牛好馬不吃回頭草。我知道，一個申請調出教育界的人，又申請調回教育界，是多麼下賤。一個月後，我被教育局的領導帶到某校辦工廠，並口頭任命我為廠長，後來補發了通知。
這個年頭，是國民經濟最困難的年頭，好多單位工資都發不出。這個年頭，也是全民辦廠的年頭，但經濟效益差。我去的這家工廠，生產輕質碳酸鈣，是當年勤工儉學、土法上馬的產物。生產工藝落後，產品質量差，無生產周轉金，工人工資都發不出去，是一家已經倒閉而又沒有宣布倒閉的企業。當年教育局領導讓我去，名義上，是我在鄉鎮主管過企業，有工作經驗，去了會讓企業起死回生。實際上，是讓我替他們背黑鍋。而在我自己看來，是走投無路。我還有一種僥幸心裏，我想憑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背水一戰，也許會創造奇跡。我在這家校辦工廠待了三年，可以說是一心撲在校辦工廠上。上級不給生產周轉金，我憑私人關係借貸，最後，終因無法支撐下去，隻得宣布停產。停產後，縣教育局將一切責任推給了我。那些領導躲我像躲瘟神一樣，讓我承擔苦果。校辦工廠最後發包給私人經營，也不安排我的工作。這時，外麵因校辦工廠的債務，債主討債不離門。家庭內部，由於工作沒安排，工資也無保障，全家人吃了上餐無下頓，在這極其困難下，有個男人睡到了我的床上，我老婆由此給我定製了一頂綠帽，我被動的失去了做一個好丈夫的資格。
由於教育局以種種借口，長期不安排我的工作，家庭失去了生活來源，我無奈，隻好四處借貸，籌到一點資金，承包了一輛舊貨車，到濱城跑運輸。我想盡管夫妻關係出現了故障，但兒女太小，我有撫養他們的義務。屋漏偏遭連夜雨，由於此時的濱城，還處於開發初期，管理不是十分規範。貨運市場，十分混亂，超載現象十分嚴重。一輛限載五噸的卡車，最少要裝十噸貨物，不然連油錢也掙不回來。而且一輛貨車，配兩個司機，歇人不歇車。由於汽車長時間超負荷運行，沒有時間保養，交通事故頻發。一個月後，我的汽車在一個沿海城市出車禍，三輛貨車撞在一起。好在司機無大礙，但經濟損失慘重。濱城淘金夢，不到一個月成為泡影，不但淘金夢成為泡影，而且歉下了一屁股債務，連養活兒女的本錢也沒有了！一個月後，我處理好濱城的交通事故，回到了風雨飄搖的家中。當時便想一死了之，但不敢死，兒女還未成人，我不能推卸父親的義務。
一九九六年暑期開學，我兒子進入高中學習，我女兒進入初中學習，我這時不但沒有生活費給孩子，連報名費也拿不出。兩個孩子整天不做聲，他們也知道我心裏也很難過，我也是無法向他們解釋。為了兒女，我隻得背起行囊去海城謀生，出發時，連路費都是借來的，這年我正當無惑之年。
三年後，我女兒進入高中學習，由於夫妻關係糟糕，女兒思想負擔重，學習十分不理想，我隻好帶著女兒一起到海城謀生。
縣教育局在我外出謀生後，捏造“自動離職”的理由，將我除名，並在各種場合散布謠言，中傷、誹謗我。由此，我連做一個好人的資格也被縣教育局糟蹋了！
外出謀生十年後，我兒子大學畢業，能自食其力，我女兒也上了大學，經濟壓力有所緩解，我終於可以替自己大喊一聲，我盡到了父親的義務，我算得上一個稱職的父親。我結束了十年如漂流、逃亡一般的生活，回到了動蕩的家中。
此時回家，經過深思熟慮，我準備再為自己活一次。在重新出發之前，我準備先清理遺留的包袱。一是解除婚約，二是維權，三是治理右腳殘疾。
維權熬了十年，在作了多次讓步之後，才有了一個不如人意的法律結果。婚約由於各種原因，沒有解除法律約束，繼續保留有名無實的空殼。讓我慶幸的是十年維權期間，不斷堅持體育鍛煉，不斷加強訓練量，，不斷調整訓練方案，右腳得到很好的康複。
在這十年維權期間，為了打發孤獨、寂寞，我抓緊時間讀書，並寫了大量的讀書筆記，後又將讀書筆記整理成冊，出版發行了四本專著，並獲得了大獎。
完成這一切後，我終於可以對自己說，雖然沒有實現教育局局長、副市長的理想，但畢竟也有收獲。雖然算不上一個高尚的人，也可以算得上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最少是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這年我年近花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