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3年（大宋嘉祐七年）新年過後的幾個月，流球百姓饒有興趣的關注著《流球聯合商報》上雙方的論戰。大宋外教們最後在流球規則下漸漸無法招架對方犀利的文風，他們在對方以事實為依據的邏輯下找不到反駁對方的論據；他們也無法在史實裏找到支持他們說法的論據，對於這些在流球已經帶上為民請命立言光環的飽讀之士來說，實在無法睜著眼睛說自己都不相信的瞎話；當然他們更加知道自己的瞎話即便說出來，也經不起對方的分析；在經曆了這一段的論戰後，他們很清楚對方在引經據典上並不比自己差。
流球百姓在這場論戰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衝擊，他們突然發現原來曆代的君王大都是在說謊。以儒治國隻是一個天大的笑話，君王們治國所用的居然是他們對外所摒棄的法家權謀術。最讓他們感到意外的是，儒家學說原來和他們以前所知道的根本不是一回事；聖人思想精華中“天下為公”的部分被君王們有意識的忽略了。
當辯論的內容在胡適文等人的引導下，將子遊一係的思想闡述出來後；大宋外教和流球民眾都把目光投向了流球郡王身上。讓他們很意外的是，流球郡王居然公開的表示了對這個理論的支持；並引用了一句孟子的名言“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這個表態讓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他們奇怪的感到郡王看到“君宜公舉”，“民可廢君”這樣的言論後，似乎並沒有覺得這是對他執掌國器的威脅。
《流球聯合商報》上公開闡述的子遊一係的儒家理論，讓流球議事會的會員們找到了他們在流球國事中，擁有巨大權力的理論依據。而張笑的公開表態更是讓他們了解了郡王治國的思想，現在他們終於知道張笑為什麼當年和他們分享權利的原因。
在這場辯論到了最後，大宋外教們意外的發現對方並沒有以擊敗自己為目的；胡適文他們在外教們開始決定避戰時，拿出了他們對儒家學者在流球的定位：為百姓陳情，監督官府的運作，做郡王了解民情之耳目。這個說法受到了包括流球郡王在內的大多數人的讚同。這讓大宋外教們大喜過望，他們本來的任務就是讓儒家子弟成為影響流球官府施政的重要力量；現在看到流球上下對這個說法的讚同，他們樂觀的以為將來流球郡王的野心會受到流球本地儒家力量的極大製約。
在《流球聯合商報》進行的這場論戰最後落得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外教們看到了自己的任務完成的希望；議事會為首的上層社會看到了對郡王權利進行製約的理論武器；流球普通百姓們看到了自己的聲音將會被更多的關注；當然張笑是收獲最大的一個，他看到了一個新思想的啟蒙。
給流球上下造成極大思想衝擊的論戰剛剛結束時，一個讓大宋外教們悲痛萬分的消息從大宋帝國傳來：帝國年老的皇帝趙禎終於得到了他最後的稱呼“宋仁宗”，他以這個稱呼結束了自己對帝國四十一年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