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清明節的雨滴落在大片梧桐樹葉上時，我已經知道我快活不成了。
我身上的肌肉開始失去光澤與力氣，去了最好的醫院，醫生說這隻是缺少了某種維生素，可怎麼吃他開的藥也不見好。
我自己心裏清楚，這恐怕是幾年前哪個墓主留給我的最後禮物，至於是哪個，抱歉，我記不得了。
最為一個搬山道人，我能夠活到56歲，起碼有20年的時間是老天爺賞的。
按理說我應該知足啊，但是我悶啊，悶的時候就想起我前半生的兄弟們，想起來就心疼，真的，他們要是活到我這個歲數，應該也有家有室了。
可他們沒我命好，都死了，有的死在棺材口，有的死在深山老林，還有人被活埋了。我本來是要和他們一樣的，就是命好了點，老天爺給抬了抬，多賞了日子。
現在我死期將近，悶得慌，就尋思著把我當搬山道人的上半生給寫出來，緬懷緬懷我那些老兄老弟們，看的人要是喜歡，替他們傷個心、落個淚，我也就滿足了。
我人老了，身體也不好，眼睛也模糊了，寫著寫著也不知道能不能寫完，書讀得又少，文筆不好也請各位看官湊合湊合，就是不知道我那去上海的兒子還能不能看到。
整個事情要從1977年說起，我永遠記得那年，因為那年是“上山下鄉”活動的最後一年。
偉大的領袖發出指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到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於是大量的知識青年在街道、工廠、學校的組織下在浩浩蕩蕩地開進了偏僻地區。
對了，我還沒介紹過我自己，我姓張，名文遠，你沒有看錯，這是我讀過三國又特別喜歡張遼的爺爺取的。
那年我17歲，我是南方紹興人，這是個曆史悠久的古城，我爺爺老是說教過魯迅先生的壽老師也教過他，可他連魯迅先生叫做周樹人也不知道。
那時候我讀高中，南方的孩子玩水厲害，天天泡在水裏，抓黃鱔泥鰍大王八，摸螺螄田螺綠青蛙。
我雖然喜歡讀些小人書，但是讀正經的書是沒興趣的。好在父母對我要求也不高，不求做最好，不要做最差，在這種指導思想的指示下，我慢慢悠悠地讀到了高中。
然後有一天，一個大肚子的男人進來對我們說，為響應最高領袖的指示，你們要上山下鄉了，都回去準備準備，三天後就出發。
其實當時學校已經不怎麼上課了，老師早已經被幾個小混混打倒了。
有一個特別嚴肅的老師，真是勤勤懇懇了一輩子，不苟言笑，教過我們一年，就我們那班這麼皮的孩子，愣是沒有發過火，老是對我們說，你們現在多學一點，以後就少碰壁一點。
就這樣的人，被三個16歲的孩子組成的“直打猛衝戰鬥隊”給押到大操場上進行審判，讓他戴高帽子，做老虎凳，一個15歲的孩子脫下自己的布鞋，上去一邊抽他的臉一邊叫，“你這個打入無產階級內部的資產階級投機分子，招還是不招，啊，招還是不招！”
嘴角的血從那個老師的嘴角裏流了下來，至於招什麼，我想那幾個年輕人自己都不知道。
在我成年後的無數個夜晚，我都會在夢裏衝上去把老師救下，但那時的我沒有那種覺悟，跟著喊了幾句“打倒投機分子”後就走了。
然後那個老師在晚上就自殺了，聽說死前洗了個澡，把藏著的白麵和鬆香做了我們這有名的小吃——鬆香湯圓，給女兒和老婆吃了，然後照顧他們睡去後就找了根結實的繩子，吊死在門口的桂花樹上了。
聽說以後那支桂花樹特別高大，特別茂盛，一到秋天就香氣四溢……
然後我們學校就徹底陷入了無組織的狀態，早上，我們過來集合一下，然後幾個積極分子討論去哪裏搞批鬥，去哪裏和什麼人搞鬥爭。
像我這種無組織無紀律的，當然是叫上幾個發小滿紹興的玩。這種無序的日子很開心，也讓我們很迷茫，因為我們不知道以後做什麼。
所以當那個大肚子的男人跟我們說要上山下鄉的時候，我和我的小夥伴們樂壞了。
但當我回家告訴父母這個消息的時候，他們的臉色卻很難看，嚴厲的母親甚至破天荒的摟著我，半響沒說話，然後鬆開手進到內屋給我準備包裹去了。
那時的我不知道離愁的可怕，隻是一個勁地興奮，終於要離開這個呆了17年的地方了，外麵的世界不知道有多精彩。
這3天我都是在興奮中度過的，然後離別那天，學校裏是鑼鼓震天，大肚子的男人不知道哪裏請來了一個儀仗隊，一路敲敲打打熱熱鬧鬧地把我們送上了火車，臨走前我看到母親眼睛裏有些朦朧……
火車裏我看到大家都三三兩兩聚在一起聊天，本來也想找一兩個眼熟的聊聊天，好歹找個伴。
沒想到大半圈找下來，愣是沒找到一個眼熟的，我本來交友就不廣，熟的還被安排到了其他班次，索性背靠在車廂底部的木牆上睡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