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7年12月，普魯士宗教教育大臣阿騰斯坦上任，他確信黑格爾哲學對國家的重要作用，並且麵對著不斷掀起的學生革命高潮，他想借助黑格爾來平定人心，邀請黑格爾到柏林大學當哲學教授。1818年3月魯士國王簽署了任命黑格爾為伯林大學哲學教授的敕令。
黑格爾欣然接受了一任命，於1818年9月離開海德堡，向西北，順道訪問了歌德，然後到柏林大學就任哲學教席。
黑格爾在柏林大學的年俸一倍於海德堡大學的年俸。當然黑格爾接受這一任命決不僅僅是，並且主要不是因為經濟上的原因。黑格爾在伯林大學的同事有：神學教授施萊馬赫，聖經評論家德·維特，物理學教授艾爾曼，稍後還有植物學家舒爾茨等。
柏林時期是黑格爾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正是在柏林大學，他完成了他那巍峨壯觀的哲學體係，建立了自己的學派，聚集了一大批才智非凡的學生和追隨者。黑格爾的哲學在這裏達到了頂峰，同時也使西方古典哲學的發展達到了頂峰。
1818年10月22日，黑格爾就職時，發表了演說，演說一開始，他就頌揚說，普魯士是科學和文化的中心，精神生活是這個國家的基本特征之一。黑格爾公開美化普魯士專政製度，粉飾現實，號召人們向現實妥協，表明自己的哲學和基督教的協調。因此，黑格爾得到了普魯士政府的讚助和支持，黑格爾晚年以及他死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其哲學實際上成為德國全國性的占據統治地位的官方哲學，成為德國的國家哲學。
在這篇開講辭中，黑格爾還嘲笑了知識膚淺、性格浮薄的人（指弗裏斯等激進派），指出哲學的目的就在於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相。黑格爾宣布：他打算將哲學的真實內容“在諸君麵前發揮出來”。
在柏林大學的13年期間，黑格爾講授過的哲學全書、自然法與國家學、邏輯學與形而上學、哲學史、人種學和心理學、美學或藝術哲學、宗教史、宗教哲學、曆史哲學、自然哲學或實用物理學等課程。單看這些課程的名稱，其種類之繁多，範圍之廣，你就能明白黑格爾的龐大而複雜的哲學體係了，他簡直堪稱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
通過多年的教學實踐，黑格爾的講授能力大大提高了，他成了一名受學生歡迎的老師；再者，《精神現象學》、《哲學全書》這兩部宏著的出版，黑格爾的聲名大振，許多人都慕其名轉到柏林大學，聽黑格爾講課。
下麵我們來看看黑格爾的一個學生霍托眼裏的“黑格爾”吧。霍托認為他在黑格爾的世界觀中，找到了他出於一種內心的迫切願望而經常探尋的東西：生活和藝術的和諧，現實和詩的和諧。
霍托這樣描述黑格爾給他的第一個印象：還是在我大學生活開始的時候。一天早晨，我為了向他作自我介紹，第一次靦腆而信賴地走進了他的房間。他正坐在一張寬大的寫字台前，焦急地翻閱一堆橫七豎八的書刊和紙片。他那過早衰老的體態雖已傴僂，但還保持著原有的剛毅和力量。一件黃灰色的長睡衣從肩頭慢慢地順著他那瘦削的身軀滑落到地上。從外表上看，他既不具有令人肅然起敬的威嚴，也缺乏吸引人的風雅。老的市民階層的令人敬重的率直是他在待人接物方麵的又一個特點。
我永遠忘不了他的臉龐給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整個麵容表情無精打采。萎靡不振，沒有一點生氣，在他的這些表情中看不到一絲破壞性的熱情，但卻反映出他長期默默無聞地進行思考的日日夜夜。懷疑的痛苦，無法抑製的思潮的激蕩，似乎都沒有使他40年的思考，探索和發現感到苦惱和無所適從，隻有那些更豐富、更深刻、更嚴密和更可靠地揭示出早已被幸運地發現的真理內核的堅韌不拔的追求，使他的額頭、雙頰和嘴巴布滿了皺紋。
“整個頭部有一種多麼令人尊敬的神態，高高的鼻子顯得氣度高雅，微微突起的額頭，沉靜的下顎。大小事情上的忠實和正直，以及把主要精力用於在真理方麵求得最終滿足的明確意識，所有這些都在他的整個容貌上生動地表現出來。”
黑格爾不僅是一位勤於治學的思想家，而且還是一位對教學工作認真、負責的好老師。黑格爾每次上課前總要精心準備，他登上講台時總是帶著他認真選擇的各種材料，特別是那些寫滿附錄，注釋等等的大筆記本。黑格爾講課隻注重課的思想內容，而不在意課的形式是否生動活潑風趣以及是否深入淺出，易於理解。聽黑格爾的課，必須有足夠的耐心，並且善於抓住他在講述過程中迸發出來的思維的火花，這樣，你才能“漸入佳境”，真正領悟黑格爾深奧的哲學思想。
霍托在他的《生命和藝術的新探》一書的結尾部分對黑格爾的教學方法作了最生動的描寫：幾天以後，當我在講台上又看到他時，我最初對他的講演方式和內在的思想進程都不能理解。他無精打采，悶悶不樂地低頭坐著，一邊講述，一邊翻閱和查看自己的大筆記本，時而向前，時而向後，時而在下麵，時而在上麵。經常的咳嗽聲幹擾了講演的正常進行。每個句子都是單獨出現的，並且由於緊張講得不很連貫和沒有條理。每個單詞、每個音節隻能勉強地從他的斯瓦本方言的低沉音調中，得到一個非常基本的表達重點，仿佛每一個詞都是最重要的。然而，這整個情景引起了一種深深的敬意，那麼一種尊重的情感，並且由於一種十分認真的素樸的思想而被吸引住了，以致我盡管感到很不適應，盡管我隻能從他所講的內容裏懂得很少的東西，但卻感到自己成了一個被心悅誠服的吸引住的人。雖然我在短時間內通過勤奮和堅韌不拔還不能完全習慣於黑格爾講課的這種外在的方式，但其內在的優點卻越來越明顯，這些優點和那些缺點融為一個在自身中具有自己完善境界的統一整體。
他從事物最深邃的基礎中得出最重要的思想，雖然這些思想是他多年前反複深思熟慮的和深入研究過的。可是要使它們切合實際的發揮作用，還必須由他自己在不斷變化的現實世界中重新提出來。對於這樣一種困難而艱辛的直觀的形象思維，除了采用講課的形式以外，采用任何其它的方式都是難於想象的。如同古代的預言家那樣，他們愈是頑強的與語言作鬥爭，他們愈富有表達力，凡是他們鬥爭過的東西有些成功了，有些失敗了他也以笨拙的認真的態度進行鬥爭並且獲得了勝利。
他完全埋頭於對事物的研究，他似乎僅僅根據事物，為了事物本身，而不是為了聽講者從自己的精神中去闡述事物。事物都是從他的精神中產生的。一種近乎慈父般的透徹的講解緩和了那種使人對這些艱深的思想望而生畏的呆板的嚴肅氣氛。
他開始有點結結巴巴，講一段重複一遍，再停頓一下，一邊講一邊思考，他好像永遠也找不到適當的言詞，然而一旦當他選擇了一個詞彙，它似乎又是無比恰當的，不常用的，甚至是唯一正確的。
最重要的東西總以為馬上就要講到，但不知不覺地已經全部講完了。現在，人們理解了一個命題的明確含義，並且殷切地希望繼續深入下去。但這是徒勞的。思想並不總是向前發展的，而經常是以一些相似的言詞圍繞著同一觀點轉來轉去。如果由於疲勞而分散了注意力，幾分鍾以後又突然不知所措地回到講堂上，那他就要受到懲罰，失去思想內在的聯係。由於通過對一些看來似乎並不重要的中間環節的小心謹慎的引導，每一種完整的思想還是難免有一定的片麵性，出現不同的看法和矛盾，而這些矛盾的徹底解決又能夠促使矛盾的事物最終走向統一。
他那強大的精神力量以其安然和寧靜的姿態，不斷地在那些似乎無法解釋的事物的深奧之處發掘和探索。這時，他的嗓門提高了，眼睛在教室裏炯炯發光，並在熾熱的信念之火中閃耀，他用他那從不貧乏的言詞觸及到人們的靈魂深處。
隻有在那些最簡單的問題上，他才顯得笨拙和無能為力。他繞來繞去，躊躇不前，常為這些事情而苦惱。
反之，在那些最抽象的概念和最大量的現象之中，他卻能巧妙地運用自如。他能在迄今難以達到的高度上，提出任何一種觀點，甚至是一種很獨特的觀點，並能描繪出它的全貌。
“用這種方式，他非常出色的描繪了時代、人民、事物、個人。他那具有深刻洞察力的目光使他能夠在多個方麵揭示出事物地本質。他的早期的直觀能力直到暮年仍沒有失去在其青年時代所具有的朝氣和活力。”
正當黑格爾在柏林大學宣講他的哲學的時候，柏林大學還來了另一位哲學家，他生前屢遭挫折，死後才聲名遠揚，他就是悲觀主義哲學家阿圖爾·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叔本華的一生是孤獨的一生，他“無國、無家、無父、無母、無妻、無子又無朋友”。
阿圖爾·叔本華於1788年2月22日生於但澤。但澤忽而歸於波蘭，忽而歸於普魯士。1793年，但澤劃歸普魯士管轄，叔本華的父親寧可損失1/10的財產，舉家遷往自由城市漢堡。叔本華的父親希望他成為一個不囿於一國之狹隘觀念的“世界公民”，給他取了一個西方各國文字寫法都相同的名字，阿圖爾。這確實使叔本華沒有形成把自身認同於某一地域的國籍觀念。這就是叔本華的“無國”。
“無父”指叔本華背叛了他父親生前嚴令指示給他的人生道路。叔本華的父親是一位繼承祖業的商人，知識豐富，天資頗高，他刻意安排要叔本華成為一個商人，他曾帶叔本華出國旅行，開闊叔本華的眼界，在叔本華12歲時又將他送到漢堡的龍格私立學校，那是一個培養未來的商業大亨的搖監。然而，叔本華對商業根本不感興趣，繼承父親遺業的一段商業生意竟成了叔本華一生中最抑鬱淒慘的歲月。叔本華的父親死後，叔本華幾次在信中懇求母親，才得以在19歲解脫。
叔本華的母親比他的父親小19歲，聰明美麗而富有才華，曾出版過不少小說和遊記，是當時小有名氣的女作家。叔本華的父親死後，她孀居魏瑪，辦了一個文藝沙龍，與當時雲集於此的雅士文人頻繁往來。叔本華性格孤僻，看不慣母親的放浪交際，又懷疑其父的鬱悶而死與母親的尋歡作樂有關。所以母子關係十分不睦，經常爭吵。叔本華的母親也越來越無法忍受叔本華的神經質的性格。她在給叔本華的一封信中說：“我一再告訴你，很難跟你一塊生活。我越了解你，越感覺增加痛苦。隻要不和你一起生活，我什麼都可以犧牲。你的怪脾氣，你的怨言，你不高興時的臉色，你對於愚蠢世界、人類痛苦的悲傷，帶給我不快樂的晚上和不舒服的夢境。”
1814年，叔本華搬遷到了德累斯頓，永遠離別了他的母親。
叔本華終身未婚，無妻、無子、無家，也沒有朋友。1860年9月21日，當叔本華因肺炎病故時，身邊除了那條被他稱為“世界靈魂”的褐色的卷毛狗外，再無任何一個親人。
叔本華在德累斯頓度過了4年平靜的日子。父親給他留下了一大筆遺產，使他不必為衣食奔走，而安心鑽研哲學。
1818年，30歲的叔本華寫成了洋洋50多萬言的唯意誌主義代表作《作為意誌和表象的世界》，它為西方非理性主義奠定了重要基石。在這本書中，叔本華斷言，智力越發達，痛苦也越深重，因此，天才最痛苦。
叔本華曾對這本書寄厚望。他說：“我活著就是為了撰寫這部著作，也就是說，我活在世上，所企求和所能奉獻的99%都已經完成了，其餘的隻是一些次要的東西。”
1818年3月18日，叔本華給出版商洛克豪斯的信中說：“我的著作是一個新的哲學體係，並且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新體係，因為這不是對某種已有的哲學體係的新的闡發；而是將一係列迄今還未有人想到過的思想最高度地結合在一起的一種新的哲學體係。這部著作既決不同於新的哲學流派玩弄詞藻，空泛無意義的妄瑣，同樣也根本有別於康德以前時代廢話連篇，平淡無奇的饒舌。”
然而，出版商洛克豪斯對此書前途頗為憂慮：“我擔心你的書隻能是一堆廢紙，但願這一擔心不會兌現。”
洛克豪斯的話不幸言中了，在一年半的時間裏，這部書總共銷了不到100部。這是一本不合時宜的書，當時受到世人青睞的正是蜚聲哲壇的費希特、謝林、黑格爾等人的思想，叔本華的書同這些人的思想唱反調，光顧者自然廖廖無幾。《作為意誌和表象的世界》的時代不接受它。
叔本華對這書的命運忿忿不平，大罵哲學界是想用“沉默法”窒息天才。不過當時他尚未氣餒，要到大學講壇上一展身手。
1820年，叔本華向柏林大學提出當教師的申請，被接受為編外講師。3月23日，叔本華在同人麵前舉行了有關因果性原理的試驗性演講，出席這次講演的黑格爾在講演結束後，就關於動物的行為受動機所支配的觀點向叔本華提出了諷刺性的問題，但是黑格爾還是在大學議定書上簽了字。依照傳統，幾天以後，新講師又以拉丁語作了關於哲學的意義和價值的演講。
在柏林大學，叔本華共擔任了24個學期的編外講師。叔本華有意與當時名聲最噪的黑格爾較量一翻，他非常自信，要求在黑格爾開課的同一時間開課，唱一場爭奪聽眾的對台戲。結果，叔本華一敗塗地，學生們都被黑格爾吸引去了，黑格爾講課的教室坐無虛虎，走廓上甚至還擠滿了人，聽叔本華的課的學生隻有三人，未授完全課程，叔本華就草草收場，憤怒離開，在隨後的23學期中，叔本華的課因無人聽課，而隻得撤銷。
叔本華徹底失望了。他在柏林大學無法與黑格爾一爭高低。他在一封信中說：“我在這裏擁有什麼呢？甚至沒有值得花費力氣的一定數量的聽眾。我無論生活得好壞都不喜歡這個巢。”
叔本華認為：他和他的著作所遭遇的極度輕視表明，或者是他有負於當代生活，或者是相反。而無論是哪一種情形，他都隻能沉默。於是，這位天才的哲學家益發鬱悶悲觀了。
後人對這段軼事非常感興趣，其實，叔本華所遭遇的一切除了表明他“生不逢時”之外，決無其他意義，更不能絲毫有損於他的偉大的天才，他開創了西方非理性主義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叔本華比黑格爾更加偉大，前者是一位創始人，而後者是一位集大成者，眾所周知，在當時理性主義盛行的時代，叔本華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挑起非理性主義的大旗，始終不改其誌，這需要何等的勇氣，何等的魄力，還有何等的“不凡”。西方非理性主義就由此揭開了第一頁。再者，是非自有公論，曆史評價一切或許是最公平的，在叔本華的晚年以及在他死後，其思想才開始為世人認同，才開始發生影響，在今天的我們看來，叔本華的思想絲毫不遜於費希特、謝林、黑格爾等人的思想。
天才生不逢時是世上最大的悲劇。叔本華是這些悲劇中的代表作。
盡管黑格爾在柏林大學被推崇為普魯士的國家哲學家，但在實際上他和普魯士政府的關係並不是很協調的。
在柏林時期，黑格爾的思想已經非常保守，也越發不讚成革命行動，這在黑格爾1821年6月致尼塔麥的信中可以反映出來：“我一方麵是個膽小的人，另一方麵，又喜歡平靜，每年看到起場暴風雨，真不舒服，盡管我相信一場大雨頂多有幾滴打在我身上。”
普魯士政府聘請黑格爾到柏林大學任教，原本是想利用黑格爾來抑製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的激進傾向，可是當普魯士政府不斷加緊鎮壓學生運動，瘋狂逮捕，搜查大學師生時，雖不讚成革命行動的黑格爾卻對他周圍的思想上比較激進的青年大學生深表同情和支持，甚至不惜承擔風險為營救被當局逮捕的青年學生而四處奔走。因此，黑格爾本人後來也成了官方懷疑的對象。普魯士的王太子甚至當麵指責黑格爾，說黑格爾的學生甘斯在課堂上宣揚共和主義。
黑格爾喜愛音樂，從少年時代起他就喜歡聽音樂會，這一興趣終生未減。
有趣的是，歌德的學生、語言學家、出版家帕蒂提到，有一次，莫紮特音樂演奏會結束了，黑格爾以鈍拙的言詞表達自己實在滿意，引得樂隊指揮史萊因後來對帕蒂說：“這一來，我算喜歡這位口吃的哲學家了。”
1819年，少年音樂家門德爾鬆，從外地演出載譽歸來。小門德爾鬆是著名啟蒙哲學家，猶太人莫澤斯·門德爾鬆之孫，其父柏林銀行家經常為其舉辦家庭星期日音樂晚會，招待上流社會，文化藝術界人士，黑格爾、大洪堡，梅林姆均為常客。
黑格爾在他適意的地方，他的社交總是很樸素而不單調，又很愉快。在柏林，除了門德爾鬆家之外，瓦恩哈根·封·恩澤、法伊特這幾家都是黑格爾經常出入的，他在那裏接觸學術文化界人士以及一些政要教會人士。在晚會上，黑格爾始終是一個令人喜悅的、歡暢的、健談的客人，人們都感到少不了他，對他始終保持著良好的、愉快的回憶。
1820年10月，黑格爾完成《法哲學原理》手稿，這本著作於呈送檢查官一年之後，得以出版於柏林。
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認為實行王位繼承法的君主立憲製是所謂最好的國家形式。他對貴族作了重大讓步，另一方麵又表達了資產階級的法的觀念，為溫和的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進行辯護。這本書是資產階級向貴族階級妥協的綱領。
《法哲學原理》一書出版時，黑格爾給普魯士王國總理大臣寫了一個附函，說明這本書出版的宗旨。附函中，黑格爾說他的著述的宗旨在於：證明哲學是和國家性質所要求的基本原則相和諧的，是同普魯士王國有幸在英明政府與閣下的賢能領導之下，已經取得的和繼續取得的一切成就相和諧的，而我本人作為這個國家的一員，為此感到無上的光榮。
阿騰斯坦大臣複函黑格爾，讚賞新著，稱他為“普魯士複興的國家哲學家”。
在《法哲學原理》一書序言中，黑格爾對哲學有兩段極為精采的論述：
其一為：
哲學的任務在於理解存在的東西，因為存在的東西就是理性。就個人來說，每個人都是他那個時代的產兒。哲學也是這樣，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時代。妄想一種哲學可以超過它那個時代，這與妄想個人可以跳出他的時代，跳出羅陀斯島是同樣愚蠢的。如果它的理論確實超越時代，而建設一個如其所應然的世界，那麼這種世界誠然是存在的，但隻存在於他的私見之中，私見是一種不結實的要素，在其中人們可以隨便想象任何東西。
隨後，黑格爾很幽默地說：
這裏就是羅陀斯《伊索寓言》上說，有一個人自吹在羅陀斯跳得很遠，別人聽了不信，叫他當場表演。就在這裏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