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字當頭的人，有一點小本事，就到處擺譜兒，本可做些小卒的事，就誤以為自己有了將帥的身份，還想指揮千軍萬馬。更有甚者，一旦得一點勢，就開始騰雲駕霧蔑視群雄。這些人最終都會毀在“傲”字上，讓自己渾身散架的。
曾國藩以戒傲為一生追求的事項，對自己總是千叮嚀萬囑托，一定要從心底深處除去“傲”字，以謙和待人，不可張揚自己的派頭，更不可張揚自己手上的權勢，防止到處露臉被曬黑，所以他始終給自己亮黃牌，生怕有犯規行為，絕不越雷池半步。這種戒傲的性格，盡管是一種長久的磨礪過程，但卻是完全值得的，它可以讓你避開“驕奢”、“貪婪”等，而不至於毀掉一生。
（一）律己性格：
要求嚴一點，絕無害處得到一點利益，會失去更多的利益
就自律的內容來說，在曾國藩的自律中，力戒名利和俗見是一個重要方麵。
但在曾國藩自己看來，名心太切和俗見太重，大概是他最大的缺點了，它不僅損害了他的人生境界，而且也嚴重地損害了他的軀體。
他在1870年3月的一篇日記中寫道：近年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總由於名心太切，俗見太重二端。名心切，故於學問無成，德行未立，不勝其愧（慚愧）餒（氣餒）。俗見重，故於家人之疾病、子孫及兄弟子孫之有無強弱賢否，不勝其縈繞，更是憂慚，局促如蠶自縛。這是曾國藩臨死前一年寫下的文字，實際上是他對自己一生經驗的總結。名心切，這對一個中國文人來說，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從小他們就受到這樣的教誨：“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而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為天下的最大恥辱。我們不能容忍一個人去為盜為匪，為娼為妓，但我們能接受並欣賞一個人成功成名，立德立言。我們隻知道為盜為娼的危害，但不知道成功成名的危害。
名心切的人，必然俗見重。名心的表現形態是多種多樣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才、成績、成就、成仁、成禮、成全、成事、成家、成熟，等等，正是這樣一種廣泛的、普遍的心理願望，使人們對任何事情都有這樣的一種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樣樣完滿，件件順遂，這就是俗見。自然，就對疾病的有無，子孫賢良與否也格外看重。沒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孫失去，子孫沒有得到又希望他們得到。人一天到晚就處於這樣的患得患失之中，何處是個盡頭呢？
名心切、俗心重者，可能會得到一點利益，但會失去許多利益。這是曾國藩基本的人生觀。
抓好每一件小事，成就每一件大事
曾國藩善於從全局、從大局考慮問題，但對具體步驟又有條不紊，有章有法。他對打敗強敵，認為器械十分重要，如規定矛杆用竹必須“老而堅者”，“木周木必須小樹圓身，大樹鋸開者不可用”。他發現鄒壽璋捐辦的矛杆不合規定，立即下令更換。後來，他還親自研究炮子的打造，將原來生鐵為原料，改為熟鐵，結果既解決了炮子“經藥輒散”的難題，又使射程“多一裏有奇”。這種炮子大如葡萄，每炮裝子百餘顆，或三四百顆。“噴薄而出，如珠如雨，殆無隙地，當之輒碎”。殺傷力之大，可以想見。當時國內造炮技術原始，多方進求，亦無大的進展。於是決意在廣州采購洋炮千尊，但至鹹豐四年二月，隻解到320尊。以後陸續采購，大大增加，成為湘軍水師主要利器。
曾國藩還是最早提出自籌軍餉的將帥之一。這有一個過程，江忠源之楚勇在廣西和本省作戰，或由賽尚阿大營糧台，或由湖南官府撥給。湘勇至長沙之三營也同樣如此，但省內財政拮據，再加上與大吏矛盾日益尖銳，曾國藩力圖改變依賴官府濟餉的局麵，“不欲取之藩庫”，乃決計自籌軍餉。為此，他一麵呼籲湘潭富戶解囊相助，一麵擬定簡明章程，在有關州縣廟局勸捐，並敦請郭嵩燾等人及各地紳士相助。據郭嵩燾說，成績可觀，“甫一月捐得十萬餘金”。有的富戶慷慨捐輸，如湘鄉首富朱某，一次就捐萬金；衡州前湖北巡撫楊健之子，也捐銀萬兩，安福蔣某更捐錢三十餘萬串。但多數並不踴躍。曾國藩決計勒捐，即強行令富戶捐助，“捐輸一事，竟亦非勒不行，待已決計行勒之藥”。不僅勒捐一般富戶，已故兩江總督陶澍、湖北巡撫常大淳家亦不例外。這樣，至十二月，捐款有了增加，竟達了六萬串。此外，曾國藩還奏準清廷撥銀四萬，湖廣總督吳文谘準截留兩萬。
但支出更多，僅軍餉一項，十二月曾國藩言即需七八萬金。此外，造船所費亦巨，如奏準截留之四萬金，僅十一月中旬到衡，至十月七日，就“已用去三分之二”，當時正“大招水勇，所費不貲”，這就使曾國藩不得不向駱秉璋告急，“務須省庫一為協濟，乃可了此一局”。事實上，到衡州後，留在長沙一帶之湘軍勇營，仍由藩庫供餉，曾自籌之餉，隻能供給在衡之四營及大營日常開支。這就是說，曾國藩依靠捐輸以自籌軍餉，“不欲取之藩庫”的計劃並未實現，仍不能不依賴省中大吏的支援。駱秉璋顧全大局，並認識到支援曾國藩，正是保衛湖南、保衛自己官位，乃至身家性命的明智措施。有此一番經曆，曾國藩更痛切地認識到清廷撥款，對紳士自行勸捐集餉，都不能抱過高的希望，而依靠地方政權籌餉，布置建軍，提高了部隊的素質，增強了部隊的戰鬥力；但同時也使滿漢統治者力量對比產生新的變化，帶來新的矛盾和問題。“改弦更張”與“赤地新立”，在製度上、人事上，使湘軍與經製兵八旗、綠營完全分離，自成係統。而選將募勇堅持同省同縣的地域標準，鼓勵兄弟親朋師生一同入伍，甚至同在一營，強調對弁勇施以家人父兄式的教育，則是以同鄉和倫常的封建情誼，聯結全軍上下左右的關係。自籌軍餉又是建立足以生存，獲得持續發展的經濟基礎。實行帥任將、將擇弁、弁招勇的層層遞選製，更把地位與厚祿化為各級頭目的個人恩德，使其所屬弁勇感恩圖報，對之忠心耿耿。曾國藩為湘軍的創建者和統帥，不僅控製全軍各個部門和環節，而且，又是上述各種關係和情感的體現者和凝聚點，這樣，就很自然成為全軍將弁勇夫感恩圖報、力圖效忠的對象。曾國藩竭力維護自己這一地位，他對王錱的處理，正是這種努力的生動例證。這樣的湘軍，不言而喻，必然疏遠清廷、親撫將帥，成為曾國藩等私人或集團的軍隊。
說得實際一些，做大事必須從小事做起，不做好小事，怎麼能做大事？一個獲取成功性格的人一定要在必須處理的小事上多下功夫，不能讓它們成為做大事的障礙。曾國藩在這一方麵繼承了“莫以善小而不為”的儒家觀念，抓好每一件小事，成就每一件大事。
須慎獨，須守己
注意自己、了解自己——沒有什麼比這件事看起來更簡單，而做起來卻更困難的事。
沒有比自己更認識自己的人，同時沒有人比自己更不認識自己。
蘇格拉底曾說“認識你自己”。從此以後，有誌者均體驗過認識自己是件如何困難之事。但也有人批判過這句話，法國作家西特說：“這一句格言是有害的，同時也非常醜惡。注視了自己乃阻止了自己的發展。力求認識自己的毛蟲，永久無法變成蝴蝶。”他的批評也有道理。有時自我意識的過剩會使人以異常的潔癖分析自己，無法算出的盡力去算出來，慢慢地引發了熱情，然而到達的地方也就是虛無的深淵。但凝視自己不一定會產生自我意識的過剩。自己由性格、能力方麵看來，有什麼優點、有什麼缺點，如果能“誠實”地帶著勇氣反省一下，事情便能解決了。
每一個人都關心自己的事，每個人都不喜歡碰到自己本身的弱點，因此，這個觀念便會與克服和阻止性格弱點的行為發生抵抗。
曾國藩是一個追求慎獨的人，他認為真正能慎獨的人才能成大事。
曾國藩言曰：嚐謂獨也者，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為獨而生一念之妄，積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懍其為獨而生一念之誠，積誠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間離合幾微之端，可得而論矣。
蓋《大學》自格致以後，前言往行，既資其擴充；日用細故，亦深其閱曆。心之際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麗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則夫善之當為，不善之宜去，早畫然其灼見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實有所見，而行其所知。於是一善當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則趨焉而不決。一不善當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則去之而不力。幽獨之中，情偽斯出，所謂欺也。惟夫君子者，懼一善之不力，則冥冥者有墮行；一不善之不去，則涓涓者無已時。屋漏而懍如帝天，方寸而堅如金石。獨知之地，慎之又慎。此聖經之要領，而後賢所切究者也。
上麵這段話的意思是：所謂“獨”這個東西，是君子與小人共同所有的。當小人在他單獨一人之時往往會產生一個狂妄的念頭，狂妄之念聚得多了，就會產生縱肆，而欺負別人的壞事就會發生了。君子在他單獨一人之時產生的念頭由其稟性決定，往往是真誠的。誠實積聚多了，就會謹慎，而自己惟恐有錯，功夫就下得多了。君子小人在單獨處事上距離之差異之點，是可以得到評論的。
《大學》自窮究事物的原理而獲得知識以後，以前的言論和過去的行為，可以將其作為擴大與深入研討的資料；日常一些瑣事問題，可以加深他的閱曆與見識。他的心在遇到事的時候，已經能剖析公與私的區別；心在聯係道理的時候，又能充分精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對於善事應當做，不善良的毛病應去掉，早已經形象鮮明地認識到了。而那些小人們，卻不能有實實在在的見識，而去實行他所知道的應做的事。對於辦一件好事，惟恐別人不能覺察到，自己白幹，因而去辦時遲疑不決；對於辦一件不好的事情，僥幸別人不一定窺視到，因而改正得很不力。背地裏獨處之時，弄虛作假的情弊就產生了，這就是欺騙。而君子，惟恐去辦一件善事辦得不力，在晦暗中有墮落的行為；一個壞毛病改正不了，就會像涓涓細流長年不斷地犯錯。暗室之中懍然不動仿佛在天一般，主心骨堅如金石。在隻有自己知道的地方單獨行事，要謹慎而又謹慎。這就是聖人遵奉的準則，而後世賢人所切實研究的問題！為達“慎獨”的最佳境界，曾國藩著實下了苦功，現將其“修法十二課”列於此，資以證驗：
1.持身敬肅。衣冠外貌保持整齊，心思神情端正嚴肅，時時刻刻都要警惕、檢查自己的念頭、舉止中有無背離義理之處。平日閑居無事的時候寧靜安泰，保養德性，一旦投身於事務之中則專心致誌，不存雜念，精神狀態清澈明朗，就如同旭日東升，光彩照人。
2.靜坐養性。每天不限什麼時候，要拿出一定時間用來靜坐養性，反省體悟自己天性中隱現的仁義之心。正襟危坐，凝然鎮定，如同寶鼎一般沉穩。
3.早早起床。天色初亮就趕緊起身，睡醒了就不要再戀床。
4.讀書專一。一本書沒有讀完時，不要再看其他書籍。東翻西閱隨意讀書，對自己的道德學問毫無益處。
5.閱讀史書。丙申年購置了一套《二十三史》，家父對他訓誡說：“你為買書去向人借錢，我不惜一切替你賠補還賬，你若是能夠仔仔細細地讀一遍，才算是不辜負我的一番苦心啊！”自此之後，曾國藩每天都仔細讀上十頁。
6.說話謹慎。對此要時刻注意，這是修身內省的最重要的功夫。
7.保養真氣。真氣存蓄於丹田之中，徹裏徹外光明正大，所作所為毫無羞於對人說之處。
8.愛護身體。十二月接到家父的手書說：“節製操勞，節製欲求，節製飲食。”應該時刻以此作為健體去病的準則。
9.每天都應獲知新學問。每天讀書時將自己的心得記錄下來，如果刻意從書中鑿空，求取深意，那就是偏私他人。
10.每月不可荒疏舊技能。每月寫作幾篇詩文，以此檢驗自己積存義理的多少，葆養真氣強弱。卻不能完全沉溺於其中，因為這最容易使人玩物喪誌、隱沒本性。
11.寫字。飯後寫半時辰的字。所有文字方麵的交際應酬，都可以作為練習寫字的機會。凡事不可留待第二天去做，事情越積越多，就越難清理。
12.夜晚不出屋門。它使人耽擱正事，精神疲憊，務必戒除。
好家風帶來好習性
曾國藩一生處世哲學的形成、功德的成就是與其“耕讀之家”的家風熏染密不可分的。
曾家世代務農，自祖父曾玉屏向上推溯，至少有五六百年，未曾出現過秀才。
曾玉屏年輕的時候，對讀書以求取功名不感興趣，日常喜歡到湘潭同富家子弟鬼混，或酒食征逐，或日高酣睡，整日遊手好閑。後來父親死了，祖孫三代的生活重擔落在他的肩上，此時，他才備感責任的重大。鄉裏的長輩，見其整日遊惰，不務正業，譏諷他將來必為敗家之子。這倒激起他痛改前非的決心，賣掉馬匹，徒步回家，決心腳踏實地，開創祖業。從此以後，每天天未亮而起，苦心治理自己的家業，開溝辟地，耕田種菜，省吃儉用，養魚喂豬，精耕細作，無一不親自動手。經過十幾年的努力，他不僅守住了基業，家境還逐漸走向興旺。
曾玉屏雖然讀書不多，但為人耿直，富於正義感，頗受到鄉裏人士的尊崇。鄰裏間如若發生糾紛，他常居間進行排解、說和，充當仲裁人。倘若有人不服，他便“厲辭詰責，勢若霆摧”，往往使那些“悍夫”神氣沮喪，就此作罷，甚至有人懾於他的威望，置酒登門道歉，方可了結。
曾玉屏治家極嚴，一家大小，包括長他7歲的妻子王氏在內，見了他沒有不恭恭敬敬的。曾玉屏對於麟書、驥雲兄弟，管教極嚴，尤其對長子麟書責求尤苛，“往往稠人廣坐，壯聲嗬斥。或有所不快於他人，詰責愆尤，間作激宕之詞”。而曾麟書則事親至孝，麵對父親的責罵，總是“起敬起孝，屏氣負牆，躊躇徐進，愉色如初”。
曾玉屏還創立了一些家規，要求家人必須遵守，其中有的是普遍見諸中國農村家庭的。如“男子耕讀，女必紡織”。男耕女織是舊時代典型的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讀書是發展的階梯，進可求取功名，退可憑借男耕女織維持生計。有的則是曾玉屏獨特的創意，如，他要求家人謹行八件事：讀書、種菜、飼魚、養豬、早起、灑掃、祭祖、敦親睦鄰；疏遠六種人：看風水的、算命的、醫生、和尚、巫道及做客賴著不走的人。
讀書，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教育，督促子孫讀書，同要求發展農業一樣，被稱為教子的兩條正路。
種菜，要求盡量精耕細作，做到田有穀米，園有蔬菜，勤儉持家，自給自足。
飼魚，湖南省是魚米之鄉，池塘密布，無不產魚。養魚既可增加副食，又可以增加生氣，體現一種家業興旺的氣氛。
養豬，豬是湖南的主要副業，豬食米糠及豐富的水邊植物，長得都很好，提倡養豬，可以滿足家庭的食用。
早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中國農民的一種美德。提倡早起，就是獎勵勤勞，增加生氣。
灑掃，就是搞清潔工作。婦女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掃衛生。年末，還要進行一次大掃除。我國自古就重視小子灑掃應對進退之禮，將灑掃之事與應對進退之禮相提並論，可見，重視灑掃是一項優良的傳統。
祭祀，中國人對於祖先的祭祀極為重視，體現了人們對於祖先的崇敬。
敦親睦鄰，人處於社會中，一個人不能獨善其身，一個家也不能獨善其家。人與人的關係，是緊密相聯的。善待親戚鄰裏，是居家至寶。
過去鄉村醫藥不發達，不信醫藥，也是一種慣例，可是對於僧巫、地仙，民間信者很多，而獨曾玉屏教家人不信，反映了他的個性所在。
曾國藩沐其家風，傳其家風。後來，曾國藩將祖父的家規總結為：
書蔬魚豬，早掃考寶；常說常行，八者都好。地命醫理，僧巫祈禱；留客久住，六者懼惱。
早：就是早起。早起三朝，可當一工。
掃：就是掃除。清潔衛生，不可忽略。
考：就是祭祀。慎終追遠，民德歸厚。
寶：就是睦鄰。患難相顧，惟善為寶。
書：就是教育。讀書明理，普及知識。
蔬：就是種蔬。園有蔬菜，四季常新。
魚：就是養魚。魚躍於池，活潑潑地。
豬：就是喂豬。庖有肥肉，養老待客。
良好的家風，在於適時教誨和勉勵。1838年秋，曾國藩在參加朝考被點了翰林後躊躇滿誌地回到家裏時，其祖父曾玉屏就有一番諄諄教誨。
年底新翰林榮耀還鄉，親友都來道賀，自然煞是熱鬧。這時曾國藩的祖父玉屏先生已六十五歲，多年辛苦的願望，雖是兒子沒有成就，究竟在長孫身上實現了，自覺歡喜異常，就告訴麟書說：“我們是務農的人家，即令富貴也不要忘本嗬！大孫子當了翰林，讓他安心去做他的事業吧！家中的食用，千萬不要累贅他！”所以曾國藩從此進京做官，家中還靠耕種過活。有時寄些俸銀回來，大都賑濟戚族。
這樣一個耕讀之家，充滿了生氣，充滿了喜悅，充滿了生產能力，充滿了孝友精神，這便是一種模範家庭。曾國藩從小生長在這種家庭裏，眼目所接觸的是尊輩勤儉樸素的生活，耳朵所聽到的是禮義廉恥一類的訓誨，書上所講的是忠君愛國的思想。以這樣的家風、這樣的家世、這樣的環境，終於造成了曾國藩這樣的人物。曾國藩的耕讀之家風，可說是源遠流長。今人觀其女兒曾紀芬——崇德老人民國時所寫追憶其父的回憶錄，字體極為端莊秀美，一個女人家八十多歲尚能寫得那樣一手好字，足見其耕讀之家風範的澤流。
曾國藩的一生事業，是和他的家世息息相關的。從大處說，他所統帥的湘軍對太平軍的戰爭，也類乎於一場宗教戰爭。因為太平軍信奉的是類似天主教的一種宗教，這在儒家看來是違反孔、孟之道的所謂“異端”。曾國藩的家世是世代宗儒，言必孔、孟，對於太平天國那種“異端”，無疑是要深惡痛絕的了。從小處說，曾國藩的一生，沒有一時忘記他祖先的遺訓，黎明即起，克勤克儉，周濟貧窮，疏醫遠巫，甚至把祖父的家規，編成口訣，令自己和家人遵奉。直到後來官封一等侯爵，做了兩江、直隸總督等，對於勤儉家訓，還不敢私毫逾閑。曾國藩一生的品性實在是他的家世促成的。
曾國藩一生獲取成功性格，是因為他注重修養，不為外人所傷。在此，我們必須看一看他的嚴謹家規和自己的行為準則。
一個“淡”字值萬金
曾國藩認為月亮半圓時是最好的境界。曾國藩不僅找到了自己的病根，而且也找到了治療方法。一個“淡”字可謂一字萬金，淡然無累，淡然無為，深得莊子真意。
私欲過重之人都是“獵犬”。曾國藩力戒名心太切，防止自己真正獲取成功性格出現不利的因素。
曾國藩在理念和行動上有時也自相矛盾。比如他讚賞“缺欠美”，認為月亮半圓時是最好的境界。對於成功，他也認為：人隻能成就一二件事，不可能諸事都如己願，但事實上，曾國藩又是一個追求完善的人。當他剿撚失敗後，說自己應該在攻取天京後激流勇退，不應在完美的仕宦生涯中再有“畫蛇添足之筆”，則因為他取得了成功，他不願再看到失敗。
同治十年（1871）三月的一篇日記寫道：近年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總由於名心太切、欲見太重二端。名心切，故於學問無成，德行未立，不勝其愧（慚愧）餒（氣餒）。欲見重，故於家人之疾病、子孫及兄弟子孫之有無強弱賢否，不勝其縈繞，用是憂慚，局促如繭自縛。這是曾國藩臨死前一年寫下的文字，實際上是他對自己一生經驗的總結。名心切，這對一個中國文人差不多是一件無法擺脫的事情，從小他們就受到這樣的教誨：“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而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為最大恥辱。曾國藩經受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當然不能免俗於名心太切，欲見太重，然而作為一個勤於自省的人，他認識到這兩者的危害並決心克服它們。
怎樣消除這兩種弊病呢？曾國藩在同一篇日記中繼續寫道：今欲去此二病，須在一“淡”字上著意。不特（隻）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遂，子孫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亦大半關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也許）此心稍得自在。莊子說“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在《刻意》中他說：“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做全其德而神不虧。”這樣心情神寧，莫然無魂，才能“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曾國藩對自己、對他人都有客觀的認識。他說：“人皆為名所驅，為利所驅，而尤為勢所驅。”說孟子生活的時代，蘇秦、張儀、公孫衍輩，“有排山倒海、飛沙走石之勢，而孟子能不為之動搖，真豪傑之士，足以振石厲百世者矣”。蘇秦是個讀書人，據說是鬼穀子的學生。他不甘心現狀，在動蕩的社會中躍躍欲試。他把戰國時的遊說之風以及士人汲汲於名利的求實態度發揮到極致。
曾國藩身處名利場中，又能時刻戒懼名利，因此他能對功名保持一定的距離。他說：天下的事情每件都要求回報，那一定會有大失所望的時候。佛教的因果報應的說法不能全部相信，也有有了原因但沒有結果的事情。回憶蘇軾的詞有：“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我更添了幾句說：“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修德不求報，為文不求傳。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中含不盡意，欲辯已忘言。”
格外謹慎，就不會如履薄冰
曾國藩特別愛講“謹慎”兩字，所以一再告誡自己左右的人，要戒傲，要慎獨，這樣才能不越雷池半步，從這個道理說開去，人生失敗就在於不謹慎也，常常把腳跨在另一個地方。
範蠡功成身退的結局說明，範蠡不僅善於謀國，而且善於謀身，當進則進，當退則退，因而得以避免文種那樣的殺身之禍。蘇東坡對此發表評論：“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範蠡之全者也。”範蠡之所以采取這種功成身退的做法，是因為他看到了當時的一種帶有規律性的社會現象：“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當然，受曆史條件的限製，他還不能透過現象看清它的本質。勾踐所以過河拆橋，不能簡單地歸結於他的個人品德，更不是因為他長了一副長脖子尖嘴巴，而是由當時的社會製度和他的階級本性決定的。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君主和謀臣之間，是一種人身依附關係，也是一種相互利用的關係。具有自知之明的君主，知道自己的智力不足以應付錯綜複雜的鬥爭，“智不備於一人，謀必參諸群士”。特別是在創業階段或處境危難的時候，都能不同程度地禮賢下士，虛心聽取謀臣的意見。謀略人才則希望依靠有作為的君主，謀取個人的名利，施展自己的才能。但是，這種關係能夠維持到什麼程度，則以是否有利於君主的權力為準則。為謀臣者，最忌功高震主。勾踐在會稽兵敗、“十年生聚”的時候，能夠比較虛心地聽取範蠡、文種等人的意見，甚至宣稱要和他們“共執越國之政”；而一旦大功告成，認為不再需要謀臣的幫助，甚至認為謀臣成為自己權位的威脅，就毫不猶豫地加以排斥和迫害。所以，在當時的社會曆史條件下，範蠡的做法，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