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他同數十名記者到津浦鐵路前線去采訪，經曆了台兒莊大捷和徐州會戰。他采訪回到武漢後，周恩來寫信向他表示祝賀和慰問。信中說：
長江先生：
聽到你飽載著前線上英勇的戰息，並帶著光榮的傷痕歸來，不僅使人興奮，而且使人感念。聞前線上歸來的記者們在聚會，特馳函致慰問於你，並請代致敬意於風塵仆仆的諸位記者。
在周恩來的幫助下，範長江的思想不斷進步，一到重慶就由周恩來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當時從各地來到武漢的文化界人士很多，有著各種不同的政治傾向。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不可能把他們都容納進去。周恩來在籌組政治部第三廳的同時，積極推動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便把雲集武漢的眾多的文化界人士團結起來。為了達成這件事，周恩來特地拜訪馮玉祥，請正在他那裏輔助工作的著名作家老舍出來主持文協。老舍是1937年11月別妻離子從濟南隻身到武漢的。他曾說過：“我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誰真正的抗戰，我就跟著誰走。
我就是一個抗戰派。”在不同政治傾向的文化界人士中間，老舍都享有很高的威望。馮玉祥答應了周恩來的要求，並對文協給予慷慨的資助。
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周恩來在成立大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演。他說：“今天到會場後最大的感動，是看見了全國的文藝作家們在全民族麵前空前地團結起來。這種偉大的團結不僅僅是在最近，即在中國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團結也是少有的。這種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團結，象征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一定可以牢固地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文協召開第二次理事會時，周恩來應邀參加，在宴會上，他動情地說：“非常地高興能與這麼些文人坐在一處吃飯。不，不隻是為吃飯而高興，而是為大家能夠這麼親密、這麼協力同心地在一塊兒工作。現在，我的任務是要設法給文協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寫些文章，使會務有更大發展。”
最後，他眼中含著熱淚舉杯對大家說：“對不起大家，我要先失陪了。因為老父親今晚10時到漢口，我要去接他。暴敵使我們受了損失，遭了不幸，暴敵也使我的老父親被迫南來。生死離合，全出於暴敵的侵略。生死離合，都增強了我們的團結！”
“無情未必真豪傑，有淚如何不丈夫。”在場的所有人無不為之動容。
有一段時間，周恩來幾乎每周都到漢口中央銀行樓上同救國會的沈鈞儒、史良、鄒韜奮、李公樸，國社黨的張君勱，青年黨的左舜生等聚商國是，向他們介紹國共談判的情況，分析政治形勢，也聽取他們對時局的意見。通過這種經常的開誠布公的交談，使他們逐漸增進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為他們中很多人以後同中國共產黨長期合作打下了基礎。
這時，周恩來的工作不僅在國內收到良好的效果，而且產生了良好的國際影響。周恩來指示設在武漢的中共中央長江局國際宣傳組，對在武漢的40多名外國記者要保持經常的聯係，凡中共代表團舉行記者招待會時都要邀請他們參加，對國民黨接待的外國友好人士和進步團體，也要盡可能參加接待，同在武漢的外國機構建立聯係。周恩來自己也同在武漢的外國朋友保持著頻繁的接觸。他不僅同斯諾、史沫特萊、愛潑斯坦等有著密切的聯係，而且同英國駐華大使卡爾等也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1938年1月下旬，白求恩大夫率領醫療隊來到中國；4月，荷蘭著名電影工作者伊文思到達武漢；6月，長期在華工作的新西蘭友好人士路易·艾黎從上海到達漢口，同斯諾等人籌備中國工業合作運動；9月29日，由柯棣華、巴蘇大夫等組成的印度援華醫療隊到達漢口。
周恩來的禮貌待人、真誠幫助、熱情大方打動了所有與他交往的人，給他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伊文思在回憶中說，這次訪問認識了周恩來，並得到他許多的關照，也了解到中國的許多真情，同時也因此對周恩來的偉大、深謀遠慮和文武全才有所體會。
巴蘇在日記中寫道：在全體來賓中，周恩來同誌是唯一莊重的人。我有機會從很近的地方觀察他。最吸引我的是他那機敏、聰慧和富於同情感的目光。安娜（即德國友人安娜利澤）同誌說，20年後，我們將會為曾經與他結識感到驕傲。
我補充道：“幹嗎這麼晚呢？此刻我們就感到驕傲。”
在周恩來的影響下，他們都在中國大地上撒下了友誼的種子，為中國的抗戰事業做出了有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