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重山險阻交通閉塞，不管是荒年還是熟年，當時都會出大量逃荒現象。
時人常言“穀有餘不能出給他郡以轉資。不足不能求糴他郡，祗以自給。故小熟則驟饒，小凶則坐困”，災年固然糧價暴漲民多餓死，豐收之年同樣因為重山險阻糧食無法運出，導致糧價暴跌，無法繳納丁銀折色，照樣出現大量逃荒現象。
因此登州民諺很形象地形容了這種現象“登州如甕大，小民在釜底。粟貴鬥一金，粟賤喂犬豕。大熟賴糧逃，大荒受餓死”，所謂“窮山惡水、遠惡軍州”莫過於此。
但是另一方麵登萊一帶卻有著極其優越的自然條件，境內都是海岸線，坐擁無數良港，有漁鹽之利，海運便利，隻要稍加開發，便是富庶之地，在戰國進期就得到了相當的開發，兩漢以來都是國家根本所在，漢軍曾經興師數萬從這裏出海征伐南越、朝鮮。
至於唐宋兩代，登萊更是“絲竹笙歌,商賈雲集”,“帆檣林立,笙歌達旦”,“日出千杆旗,日落萬盞燈”，海上貿易不但遍及全國，而且遠至朝鮮、日本、安南，達到鼎盛，便是相對衰敗的元朝，也曾經在登萊出發，向遼東補給數十萬石糧食。
登萊的生命在於海道，特別是明初以來山東就承擔著遼東軍需的供給義務，“國初舊製，山東、遼東原係一省”，登萊與遼東就依靠海道緊密聯絡，如果不走海運，這種義務就成了沉重無比的負擔。
但登萊海禁屢開屢禁，不是要說商業性質的海上貿易，就是官方對遼東的海上軍事補給也是屢興屢廢，弘治十八年“舟壞運廢”，直到正德年間才得以恢複，“海運複通，商賈駢集，貿易貨殖絡繹於金複間，遼東所以稱樂土也”，但不久便“海船損壞不修”，運往遼東的軍需物資隻能改征白銀“由山海陸運入遼，海運複廢”。
直到嘉靖三十七年，由於“遼值大饑，轉輸無計”而“海道複開”，但很快就“因島民作梗，盡徒其民塞下而複禁之”。
但有此先例，萬曆十四年“遼複饑，暫開海運以濟”，到萬曆十九年“倭奴侵據朝鮮，遂嚴行禁止”。
萬曆三十年，遼東巡撫趙楫疏請設遼東海防同知，“兼理軍民一切事務，稽查往來奸商船隻”，本意是為了加強監管，但由於明確了監管責任，反而“商旅為之大通”，但到了萬曆三十七年，登州總兵利用職權興販私貨，涉嫌走私，又複立海禁。
說起這些舊事，柳鵬的語氣變得滄桑而多情，他的聲音低沉，但總能讓人感受到他對這片熱土的熱愛：“登萊背山臨海，無一線可通之路，唯有出海貿易才是金光大道，唐宋以來帆檣林立，北至朝鮮，西至扶桑，南至安南，一趟來回便可獲數倍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