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果然是這樣啊。”張劍東對於這個結果，並不吃驚，因為他相信大栗子溝派出所和村主任是不會平白無故撒謊的。“鄺教授，我深入問一句，溥儀的隨行人員中，有一個 ‘福貴人’嗎？”
“有。”鄺大業沒有做任何思考，隨口答道，“怎麼了？怎麼這麼關注這個人？”
張劍東衝電話“嗬嗬”了一聲。因為涉及案件本身的細節，是不能向外界透露的。
鄺大業此時也感到了自己所聞問問題有點唐突了，也尷尬一笑，便繼續講述，“這個‘福貴人’是封號，她是溥儀繼皇後婉容、妃子文秀、祥貴人之後的第4位妻子。她的名字叫‘李玉琴’，是地道的、毫無背景的東北普通漢族女孩。”
“哦。”看來這個“福貴人”也確實是真實存在的！
張劍東繼續問道：“那他們離開大栗子溝的時候是什麼情況呢？”
“1945年8月15日，那是個讓我們這一代人永遠為無法忘記的日子。就在那一天，全世界人民都聽到了日本天皇裕仁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廣播。這其中，當然包括被日軍裹挾這的溥儀。看到大勢已去，溥儀在日本人的主導下，還煞有介事的舉行了一場尷尬的退位儀式，並再次發布了退位詔書。這是他繼袁世凱逼宮、張勳複辟失敗之後的第3次宣布退位，也是人生中最後一次宣布退位。從此，中國大地上，就再也沒有‘皇帝’出現過。”鄺大業歎了口氣，語氣有些沉重，“所以，史學界至今還流傳著‘中國兩千年帝製，始於鹹陽，終於大栗子溝’的調侃式說法。”
對於溥儀退位之於中國曆史的意義，張劍東並不是很關注。他關注的，依然是案子本身。“教授，那溥儀退位後，帶著福貴人去哪裏了？”張劍東追問。
“哦？誰說溥儀帶著‘福貴人’走了？反正我可沒說。”鄺大業明顯對警方的主觀臆斷不太滿意，於是繼續說道，“溥儀當時走的匆忙，而且日本人提供的交通工具非常有限，所以，能跟隨溥儀逃出大栗子溝的，就隻有溥儀的弟弟溥傑、兩個妹夫、一個侍衛、一個醫官而已。以至於當時的已經精神失常的‘皇後’婉容、新納不久的‘福貴人’李玉琴、溥傑的日本妻子嵯峨浩，以及其他大量侍從，都被留在了大栗子溝。”
“也就是說，‘福貴人’李玉琴他們，曾經被長時間滯留在大栗子溝？”張劍東對這個結論不陌生。因為當初在詢問廖青芝時，她就轉述從他前公公那裏得到的當年在大栗子溝抗日時遭遇的情景，判斷“福貴人”並沒有跟隨溥儀逃走。
“可是，‘福貴人’當年真的掌握有溥儀贈予她的玉斧嗎？‘福貴人’真的拿玉斧與林家交換糧食了嗎？”這些問題，張劍東還得慢慢向鄺大業了解。
“鄺教授，您說當時‘福貴人’有沒有可能為了生存，而拿隨身的物品與當地百姓交換糧食呢？”張劍東沒有直接提玉斧的事情，也沒有提到林家。這時為了避免給鄺大業教授的判斷造成先入為主的定式。
“這種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鄺教授斬釘截鐵地說道：“這些人長期養尊處優，被丟在大栗子溝這樣的荒山野嶺後，既沒有糧食儲備，又不會打獵，更不要說像土匪那樣跟村民搶糧了。所以，作為溥儀身邊，他們當年從故宮中被趕了出來，身上隨便帶一點小器物，在民間都堪稱寶物。在大栗子溝的困境中，他們那身邊的寶物與周邊村民交換糧食，合情合理。”
證實了“福貴人”李玉琴以物換糧的可能性之後，張劍東覺得，是時候拋出核心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