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是一位智者、達者，他在悟道的同時窮究事物之理，從而將生活審美化。如果以文學史上其他作家作為參考比較的話，蘇軾沒有屈原那樣憂憤，他決不會象屈原那樣去自殺。他一生仕途坎坷，特別是晚年更遭“垂老投荒”的厄運，但他處變不驚，落地生根，這說明他是一個極堅強的人，不像屈原那樣易於摧折；他也不像陶淵明那樣性情恬淡與超然物外，雖然蘇軾景仰陶淵明，晚年尤甚如此，但蘇軾是以陶淵明作為自身的一支精神支柱，他終身從政，一輩子從未像那樣歸隱過，他隻是被北宋政壇殘酷地拋開，但他從未忘情政治，而是自始至終生活在北宋政壇紛繁的黨爭之中。他崇陶學陶，但那僅僅是一種精神寄托，他是一個生活的積極進取者。
無論身在“高堂”，還是淪為被貶的囚徒；無論直言進諫，還是指陳時弊；無論托事以諷，還是“悲歌為黎元”，蘇軾都實實在在地為人民謀福利，運用權力造福人民恩及君王；地方任上抗災救荒，興修水利。即使身為“不得簽署公事”的貶官，也忘不了國計民生，行一方之政，惠一方之民，盡可能把個人的心血澆灌在祖國的大地上。他能做到隨緣自適，知足長樂，處逆境而不頹廢，處順境而不淫逸。如他看見惠州百姓的耕作技術落後，便積極推廣他在湖北見過的插秧機械“秧馬”。為了解決惠州百姓行路難的問題，他又積極倡導修建東、西新橋等等。
正因為蘇軾能把自己融入到惠州百姓當中去，便毫不計較個人之得失，就會感到眼前的一切事物都非常美好，從而獲得心靈上的滿足。惠州的山水是如此之美麗：“環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惠州的百姓是如此仁義：“東家著孔丘，西家著顏淵。市為不二價，農為不爭田。”（《和陶歸園田居六首》之一）惠州百姓對自己是如此之關懷：“我視此邦，如洙如沂。邦人勸我，老矣安歸。自我幽獨，倚門或揮。豈無親友，雲散莫追。”（《和陶時運四首》之三）由於東坡對任何一切事物都沒有功利之心，故在他的眼中，任何一件細小的景物都是充滿著詩情畫意的。如東坡眼中的東江小潭：“江郊蔥蘢，雲水蒨絢。碕岸鬥入，洄潭輪轉。先生悅之，布席閑燕。初日下照，潛鱗俯見。意釣忘魚，樂此竿線。優哉悠哉，玩物之變。”（《江郊》）這時的蘇軾，可以說是已經把自己與景物融為一體了。正如莊子在《齊物論》中說的那樣：是我為蝴蝶？還是蝴蝶是我？已經分不出來了。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天地精神了，它已超越了“寵辱皆忘”的境界了，蘇軾進入一種與天地並存、萬物同一的內心境界。
《增廣昔時賢文》中說：“人情似水分高下；世事如雲任卷舒。”水高水下、雲來雲去、花落花開，都是物質的現象，以平常心看待，對人情冷暖，寵辱去留，坦蕩以對，就不會為世態無常所苦。
張英又為草堂題聯：“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即為稱意；山水花竹無恒主人，得閑便是主人。”需要修持知足的心，才能閑得下來，否則整日棲遑難安，如何享受閑適之樂？
趙樸初亦在遺作中寫道：生亦欣然、死亦無憾。花落還開，水流不斷。我兮何有，誰歟安息。明月清風，不勞牽掛。這不是充分體現了一種寵辱不驚、去留無意的達觀、崇高的精神境界嗎？
中隱隱於世
“大隱隱於朝，中隱隱於世，小隱隱於野。”是中國古代的聖賢們對“隱士”的分類，也有“小隱在山林，大隱於市朝。”的說法。其實，無論哪種說法，說的都是一個意思：所謂的隱士看破紅塵隱居於山林是隻是形式上的“隱”而已；而真正達到物我兩忘的心境，反而能在最世俗的市朝中排除嘈雜的幹擾，自得其樂，因此他們隱居於市朝才是心靈上真正的升華所在。
其實，隱居不是形式，而是內心的向往，如果真心向隱，在人群中也是真隱士。
小隱指希望依賴周圍的環境忘卻世事，沉湎於桃源世外的人；中隱指匿於市井之中的真正有能力的人；大隱也就是真正的隱者，指雖處於喧囂的時政，卻能大智若愚、淡然處之，隱身於朝野之中頂尖人才。
這句話的出處，最早源於王康琚的《反招隱詩》：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
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
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
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
放神青雲外，絕跡窮山裹。
鵾雞先晨鳴，哀風迎夜起。
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
周才信眾人，偏智任諸己。
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
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
到晉朝時，得到進一步發展，《晉書》卷八十二·列傳第五十二·鄧粲條中記載：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誌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衝卑辭厚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驎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眾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誌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然粲亦於此名譽減半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令臥視事。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粲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並行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