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是一個立體多維的複合體。就縱向而言，今日的江南文化是曆史的江南文化的有機延伸和發展，是深長悠久的千年江南文化的當代形態；而從橫向來看，它是中國當代整體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並成為其中極富個性和最具活力的動力源之一。在它身上，奇妙地凝聚著古與今、中與西、傳統與現代、民族與世界等複雜內涵，並與當代中國乃至世界的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因素糾纏在一起，對文學產生了潛在的深刻影響。研究江南文化與跨世紀文學思潮之間的關係，從這個角度契入，不僅可加深對江南文化特質的理解，而且也有助於探尋當代文學整體發展的某些普遍性的規律。
一、江南文化在當代中國文化格局中的地位
在進入正文之前，首先有必要對“江南文化”作一番界定。何為“江南文化”？這似乎是一個很難說但又不得不說的話題。“江南”是一個由自然地理位置而形成的概念，指的是長江以南地區。它相應還有一個稱謂，是“江北”，但似乎流傳不廣。這裏追溯起來，重要原因之一，是唐貞觀元年（627），“江南”曾被直接作為行政區域劃分的名稱。當時設立十個監察區，稱為“道”，其中有“江南道”。它管轄的地方很大，區域範圍包括長江中下遊以南的廣大地區，相當於現在的福建、江西、江蘇、浙江、安徽，以及湖北的長江以南部分和四川的一部分等。
自唐以降，江南的名稱雖曆經變化，但從總體上看，區域範圍逐漸縮小至江、浙一帶，並且褪去了它的行政色彩而作為自然、經濟、文化的含義而存在。這裏所謂的江南，也就是清朝以來人們習慣所稱的“八府一州”：蘇、鬆、常、鎮、寧、杭、嘉、湖以及由蘇州府劃出的太倉州。《辭海》“江南”條釋：“地區名。泛指長江以南，但各時代的含義有所不同：春秋、戰國、秦漢時指今湖北的江南部分和湖南江西一帶；近代專指今蘇南和浙江一帶。”後者就是狹義“江南”的概念。這麼劃分的標準是：這“八府一州”之地不但在內部生活條件上具有統一性，同屬於太湖水係，在經濟方麵的關係也十分緊密，而且其外圍有天然屏障，與臨近地區形成了明顯的分隔。到了近代，情況又有了些變化。本來在明代中期，長江下遊經濟中心城市是蘇州。而19世紀末，隨著海洋文化的興起以及對外大門的打開，港口城市上海取代了運河城市的地位，並由此及彼地對周邊和地理位置相對靠近的寧、紹產生了重要的輻射作用。
正是基於這樣的事實和道理，我認為在講“江南”概念時，是可以而且有必要將受上海經濟輻射的寧、紹甚至上海納入視野。事實上，現在不少研究就是將其列為“江南”經常性的表述對象。當然，上海不同於寧、紹，它的情況相對比較特殊。從自然地理的角度歸劃，它自然是在江南地域範圍之內；但由於移民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響、改造和融合，又呈現出複雜狀態。這一點，我們在近代乃至當代上海人所表現出來的“精明求實的商人觀念，寬容趨新的文化觀念，獨立自主的國民人格和熱情自覺的參與意識”中，依然可觸摸到江南人文化生態中求新而又適度、聰明而又平和等的種種文化人格特點。本書所說的“江南”是狹義的江南，它的區域主要是“吳越”範圍；鑒於曆史沿革和現實狀況，同時也將上海納入視野。這也是一般文學史、文化史使用的江南的一個概念。特別要說明的是，本書闡述江南文化的時候，為行文方便起見，有時會將吳越文化與江南文化並稱，而將其差異忽略不計。
當代學者馮天瑜在《中華文化史》中指出：“幾千年來，中華文化的中心，大體沿著自東向西，繼之又由西北而東南的方向轉移。”眾所周知，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北方，曆來被認為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中國曆史上最輝煌的周、秦、漢、唐、宋等都建都在北方。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中國文學文化史就是北方文學文化史。這一切都毋庸置疑，並成為學界的共識。但這樣說決不意味著江南是一片蠻荒。
據有關研究證明：江南地區是中國精神文明的發源地之一。早在新石器時代，江南人民就創造了燦爛的原始文化。江南人民輕禮重樂，熱愛自然，富於想象，給文學藝術的發展提供了豐饒的土壤。魏晉以後，書法和繪畫成就卓著。南宋時期，杭州成為中國政治文化中心，江南更是成為文人薈萃之地，話本小說和南戲異軍突起。延至近現代，隨著上海這個國際大都市的崛起，江南文化更是得風氣之先，在文壇和學界扮演了引領的角色，其中不少學者成為某方麵的領袖人物或代表人物：龔定庵首倡“詩界革命”，王國維開近代美學之先河，“魯迅是現代文學的奠基人，鄉土小說和散文詩的開山祖；周作人是‘人的文學’的倡導者，現代美文的開路人；茅盾是文學研究會的主角，又是社會剖析派小說的領袖和開拓者；鬱達夫則是另一個新文學團體創造社的健將，小說方麵的主要代表，自敘傳小說的創立者；徐誌摩是新月社的主要詩人，新格律詩的倡導者；豐子愷則是散文方麵一派的代表”。在整個中國近代特別是現代文學史上，江南作家群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說現代文學史上“江南作家占有半壁江山”，是一點不為過的。江南文化對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所作的貢獻，有目共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