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戰爭的和平收場給中國的政治衝擊是震撼性的，當漕運重新開啟之後，哪怕是最為追念前朝的人都不得不沮喪的承認，林漢帝國改朝換代的趨勢已經是無法避免了。
新任大漢山東巡撫湯斌就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下令裁撤所有厘金關卡，取消強加在南北商人上的行政攤派，因為林漢集團一貫的重商政策，相形明、清兩朝，漢帝國在商人心目中的信譽是可圈可點，所以盡管戰爭剛剛結束，在許多地方的治安狀況還不是很好，甚至連信任的地方官都沒有到任的情況下，但湯斌的命令依舊收到了很好效果，在晉徽商團的大力遊說威脅下，百年來一直主持河運業務的漕幫河運公司迫不及待的一頭栽進大漢的懷抱，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為了向北京表達漕幫上下的“赤子之心”，漕幫一次性發動了近兩百條船隻，從忻州府出發，將數十萬石糧、棉等物資運往直隸，以充實京畿市場。
中國的統一過程大體上類似於多米諾骨牌遊戲，其中在最初步的崛起過程至關重要，而且艱苦危險，但若是一旦站穩腳跟之後，之後的事情便容易了許多。漕幫的這次政治投機獲得了北京政府的高度讚揚，其中現任的漕幫幫主被大漢朝廷授予“開平縣男”的爵位，同時這個著名的河運公司也獲得了不少政府訂單，其中最大的一筆就是安徽駐軍的軍事物資補充，基本上屬於實質意義上的“名利雙收”，當這個巨大的紅利傳出之後立即對周邊地區產生了共振效應，大漢周邊區域不少縣、州、府開始明確表示願意接受大漢朝廷的領導，其中最大的一塊土地是夾雜在山東與安徽之間的徐州府，這個投誠過程很有點象地下工作者的秘密接頭，汪士榮的軍械糧秣統計衙門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事實上這件策反工程也的確做的非常成功，當徐州十七縣全部易幟，王大海的軍隊正式進駐之後，遠在南京的簡親王喇布才剛剛收到消息。
軍事上的巨大成功令整個北京城憧憬著未來的統一，在這個問題上漢軍中樞內部發生了極為尖銳的矛盾，其中以李光地為首的文官集團堅決要求停止戰爭步伐，讓領地內百姓修養生息；而與他們對立的則是總參謀部衙門的一批少壯軍官，他們的意見和文官集團截然相反，認為此刻朝廷應當挾大勝餘威，乘勝追擊，即算限於國力不大舉興兵南下，也至少要橫掃河南平靖中原。
林風在這個時候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平心而論，他本人倒是傾向於再接再厲，發動一場戰爭徹底解決黃河以北的所有的問題，但是，作為大漢王朝的最高統治者，他也明白眼下的大漢帝國雖然威風凜凜，但內地裏卻已經是無以為繼，常年的戰爭令帝國最低層的百姓怨言重重，昔日大明王朝的例子還不過百年，若是把農民壓榨得太過凶狠，因此而觸發的後果必然是災難性的。
當文武兩大集團裏爭執不下的時候，中國的政治形式又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也不知道是不是收到漢軍戰果的刺激，當山東戰事剛剛寧靖，河南楊起隆經過一年多的精心準備，突然集結起十二萬大軍，自從信陽、南陽分別南下，大舉進攻湖北，連續擊敗數支偽清漢奸綠營軍，先後攻克鄧州、新野、老河口、穀城等重要城市，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即橫掃豫南、鄂北，當麵敵對的偽軍和地方鄉勇望風披靡，在花費了少許時間綏靖地方之後，大軍立即循唐河而下，會師樊城圍攻襄陽。
這個消息宛如當頭一棒，將總參謀部的主戰軍官敲得暈頭轉向，這個時候他們之所以竭力主張戰爭，最主要的依據就是“流賊楊起隆所部軍紀渙散士無戰心，若王師往攻必勢如破竹”，而現在的戰爭形勢卻並非如此，楊起隆的部隊在湖北戰爭中表現得相當不錯，較幾年前的情況來看，不論是組織還是裝備都有了很大改善，而且最令人吃驚的是，這支農民起義軍居然裝備了大批戰馬，擁有至少六千人以上的騎兵，顯而易見，這樁事情的背後沒有蒙古人的影子那是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而少壯派軍官所期望的“一舉殲滅楊起隆”顯然不大可能，就眼下的情勢來看，若要擊敗這支農民軍，徹底奪取河南，恐怕非得進行大規模戰爭不可。
就在文官集團稍占上風的時候，楊起隆的使者也順利抵達北京，與以往相比，這次的使者顯得非常低調，其實這個外交地位的變化倒也不是一朝一夕，其中最遠的一次可以追溯到林風和楊起隆的那一次會晤，之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雙方關係屬於半結盟性質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彼此平等交往，爾後隨著漢軍的節節勝利和農民軍屢屢受挫，這種關係便逐漸起了變化，楊起隆的使者也從“外國使節”的位置逐漸滑落到“小國從臣”，在麵對漢帝國朝廷的時候，說話的口氣也越來越軟弱，不過雖然如此，但使者基本上還是堅持了自己的獨立地位，每每扯到關係“國體”的時候，還是盡量打出平等的旗號。
這一次這種事實上的扈從關係得到了楊起隆的親自承認，使者到達北京之後，立即對林風行臣下之禮，稱楊起隆願意歸附大漢朝廷，並且請求漢王殿下賜予封號。這種名義上的臣服立即成為文官集團的口實，不少人認為河南問題並非一定要采取軍事手段，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楊起隆的臣服就代表著政治誘降成為了可能。這種論調在朝野上下很有市場，而且因為厭惡戰爭的關係，各個地方的輿論也無條件的偏向文官立場，而軍官派在鬥爭的最後變得孤立無援，氣焰大減，除了少數極端派仍然大聲呼喊之外，多數人選擇了暫時的退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