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篇文章的作者叫凱斯汀·施多姆，她的博士論文是研究白居易（772—846）詩中對兒童的描寫的。在這篇文章中她提到，白居易為三個相繼夭折的孩子寫了六首哀歌，值得一提的是，他為女兒寫了四首，為兒子寫了兩首，由此施多姆認為對白居易來說，女兒比兒子重要，這正與中國古代的重男輕女觀念相悖。對白居易來說，三個孩子相繼死亡，他感到萬分的痛苦。他寫到：
故衣猶架上，殘藥尚頭邊。
有女誠為樂，無兒豈免憐。
送出深村巷，看封小慕田。
莫言三裏地，此別是終天。
——《哀歌》
“故衣猶架上，殘藥尚頭邊。”這兩句我很喜歡。孩子死後衣服還在那裏，吃的藥也還在枕邊。從這兩行我們可以感受到白居易真切的悲痛之音。“送出深村巷，看封小慕田。”似乎描寫他親自送葬的場麵。“莫言三裏地，此別是終天。”孩子被埋葬的地方離家很近，但這卻是我們終生的告別。這幾行詩讓我很感動，我很喜歡白居易的詩歌，也翻譯過他寫的不少詩。白居易在日本的影響很大，甚至比在中國還大，但中國的詩人太多了，無法凸顯出他這一位。
掌珠一顆兒三歲，鬢雪千莖父六旬。
豈料汝先為異物，常憂吾不見成人。
悲腸自斷非因劍，啼眼加昏不是塵。
懷抱又空天默默，依前重作鄧攸身。
——《哭崔兒》
這首詩寫他的兒子。“懷抱又空天默默”，他似乎希望天能夠說話，能給他帶來些許安慰。在古代中國，如果一個孩子未滿八歲，則不需要進行披麻戴孝，“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為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為什麼是八歲，而不是九歲或者十歲？這篇文章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孩子和死亡的問題。
我介紹的最後一篇文章，是蕾娜·耶格爾的Literatur und soziale Wirklichkeit bei Zhou Zuoren Der dichterische Selbstausdruck als Literatur des menschlichen Lebens（《周作人的文學和社會現實：作為人生文學的詩意自我表現》）。我不太喜歡這個題目（《詩意的自我表現》），因為漢學家一般不太懂“自我”及其哲學背景。用“自我”談中國文學是非常矛盾的。如果我們用“自我”來談現當代文學，基本上沒有問題。但我們斷然不能用這個概念來談傳統文學、古代文學。1937年（如果我記得沒錯），是弗洛伊德第一次用“自我”這個詞來表現每一個人有自己的自我，所以研究古代文學的時候也想說明中國文學自古便有一種自我表現的觀點就顯得非常荒謬了。耶格爾說，周作人（1885—1967）的“人生文學”的概念從日本借來。周作人於1918年在日本注意到“新農村”（Atarashiki Mura， Neudorf）運動，它代表一種烏托邦的社會主義思潮，烏托邦的目的是學好“人生的藝術”（Kunst des menschlichen Lebens）。生命的藝術應該包括什麼呢？包括衣、食、住、行各個方麵。這麼說有點簡單，當然還會包括其他，比如愛、智慧、信念和勇氣。周作人1918年在一本刊物《殤》上發表的文章專門談到人生的文學、人的文學。優秀的作家在世時不可能會有很多讀者，讀者隻可能很少，因為好書會培養自己的讀者，將來的讀者會越來越多。比如唐朝的李賀（790—816），中國人很少看，但自毛澤東（1893—1976）歌頌李賀以後，他的讀者開始越來越多。應該承認，李賀的詩確實很難讀懂，很難理解，但這並不妨礙他成為一位有意思的詩人。就好像李賀的詩歌需要一千年才能培養出自己的讀者，而且中國的詩人太多了，我們沒辦法讀全所有的中國詩詞，隻能選擇他們中的一個或是幾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