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末期，中國社會麵臨著一次重大的轉型。從社會結構上看，縣和郡在列國已經出現和普及，作為地方政府，它們直接聽命於國君，成為君主集權的有力手段。與此同時，傳統的世族世官製迅速瓦解，出現了全新的官僚製度。經過不斷升級的兼並戰爭，列國的經濟軍事優勢逐漸集中到少數大國，結束諸侯混戰、實現統一的趨勢越來越明朗化。所有這一切都朝著中央集權的方向演進，建立一個統一的、君主專製的大帝國隻是一個時間的問題了。
麵對這樣的社會巨變和即將出現的大一統政治局麵，各主要學派都在自己的學說理論上做出了反映。當時影響深遠的，除了儒、道二家之外，以韓非、商鞅為代表的法家，在當時的諸侯各國應用最為廣泛。尤其韓非，其所著《韓非子》一書，達到了先秦法家理論的最高峰。秦始皇在初見韓非的著作時就佩服地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在韓非去世後，當時各諸侯國的君主與大臣競相研究其著作《韓非子》，秦始皇在他的思想影響下，完成了統一六國的帝業。可以說，《韓非子》為中國第一個統一專製的中央集權製國家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武器。
《韓非子》現存五十五篇，約十餘萬言，有著極其廣泛的思想淵源。重點闡述了法、術、勢的法治理論，強調了專製君主的主張。
圍繞“法、術、勢”的理論來說，《韓非子》著重總結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融為一體。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時指出，商鞅和申不害之學說的最大缺點是沒有把法與術結合起來；其次，“未盡”商鞅和申不害之學說的第二大缺點是“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法”（《定法》）。韓非從自己的觀點出發，論述了術、法的內容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國家想要得到治理，就需要君主善用權術，同時臣下必須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韓非對“術”的進一步發展主要表現在“術以知奸”方麵。他認為，君主對臣下不可太信任，還要“審合刑名”。在“法”的方麵，韓非特別強調了“以刑止刑”的思想，強調“嚴刑”、“重罰”。除此之外，韓非還認為，僅僅依靠法和術還不足以治理好國家，必須有“勢”做保證。“勢”，即權勢、政權。他非常欣賞慎到所說的“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難者》），提出了“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難勢》）的論點。由此可見，韓非的法治思想繼承並發展了戰國以來早期法家特別是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的法治思想，形成了一個法、術、勢結合的思想體係。
司馬遷說《韓非子》“歸本於黃、老”（《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是有道理的。韓非在其《解老》《喻老》兩篇，發展了老子的思想，直述自己思想源自於老子，故後世稱之為道法家，這意味著《韓非子》是從道家裏麵延伸出來的新法家思想。在韓非看來，道是變化的，天地、人、社會乃至治理社會的方式方法也是變化的。但道也有其相應的穩定性，而所謂的穩定，就是人們應當遵守的行為準則，在現實中就是“法”。法依著道而建立，法必須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必須得到每一個人的遵守。因為認識到萬事萬物的變化，韓非同老子一樣，也是反傳統的。《韓非子》取《老子》“無為”的思想，在老子看來，處世不需要拘泥於固定的形式與方式，隻要順著大道即可。韓非認為“無為”，落實在君王統治上，應該是無論特定喜好或不喜好都不能被臣下推測與掌握，此觀點還包括施政習慣、統馭方式等，應該陰晴不定，難以掌握。此外，《韓非子》改造了老子的自然天道觀，叫作“理定而物易割”，從而為其法理提供理論依據。韓非說“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解老》）。規矩是法家的邏輯根據。因此，在韓非那裏，老子的“無為而治”，轉而為“中主守法而治”；老子的非仁義的思想，轉而為“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入主之必及仲尼”；老子的“去私抱樸”，轉而為“去私”、“抱法”；老子的對立物同一的主張，轉而為“執一以靜”。可見，韓非這位法家的巔峰人物，從老子那裏得到了豐富的營養。
堅決而全麵地推行法治是《韓非子》思想的基本特點。他在《問辯》篇中說：“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除法令之外不再有別的東西，可見這種法治的全麵。與此同時，韓非還認為立法應該因時製宜，因時變法：“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因而聖人立法“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五蠹》）。改革圖治，變法圖強，是韓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內容。他繼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思想傳統，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觀點，主張“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五蠹》）。尤可稱道的是，韓非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法不阿貴”的思想，主張“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這是對中國法治思想的重大貢獻，對於清除貴族特權、維護法律尊嚴，產生了積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