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錦泉
區域文化是在特定的種族、民族、自然生態環境、傳統曆史文化背景等諸多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下形成的。從自然形態來看，沿海與內陸、山地與平原、邊緣與中心，區域之間的差異甚大；從經濟形態來看，農耕與畜牧、生產與交換、需求與消費，亦很不一致；從社會形態來看，民族與宗教、曆史與文化、民俗與語境，區域之間往往也大相徑庭。因之，物質的、製度的、精神的不同區域的三大文化範疇內涵與外延、特質與屬性亦很不一樣。由於這些原因，區域之間呈現出不平衡發展的態勢，形成諸多的區域文化類型和形態。此外，文化的內斂和張力體現出文化的活性，特別是文化自身的輻射、滲透以及兩種文化的交流、互動，甚至多區域文化的聯動，促進了相關區域社會的文明和文化的進步。
這就不僅需要我們對區域文化傳播的方式、途徑、文化交流的內涵以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吸收過程作全方位的解讀和認知，而且更需要我們對本土文化與異域文化，不同區域文化在文化撞擊的表象後原生態文化的演繹和嬗變過程作係統的考察和研究，以期全麵把握新文化因子融入後的區域文化更新或轉型之樣態以及對社會發展多方麵的影響。
世界文化是成體係的，一般學者認為，自上古以來世界形成了四大文化體係，即中國文化、印度文化、伊斯蘭文化、希臘羅馬文化。就東西方的地域概念而言，其中三大文化體係是在東方，這些文化體係以一個中心向外輻射，形成固有的文化圈，中國文化旁及朝鮮、日本、越南等周鄰國家，使之具有文化的同一性或相似性；印度文化輻射南亞次大陸、南洋及東南亞地區，與中國文化圈有較多的交叉；阿拉伯文化則涵蓋西亞、中亞、北非乃至西南歐（中斷型）若幹國家和地區。東方的三大文化圈其文化的覆蓋麵積又是西方文化圈（希臘羅馬文化圈）的數倍，這些特征，構成了東方文化的多元結構和文化內涵的異彩紛呈。文化本身是活性的、主動的，且彼此間又是互動的，有其碰撞、交流和融合的屬性，不同的時期，不同的文化圈發展的程度、級次和特質差異，往往製衡著文化的走向。在中世紀先進的東方和落後的西方的格局下，東方文化明顯地呈西向流動的趨勢。由於曆史、地理的原因，擴張後的阿拉伯帝國長期與西方毗鄰，平分地中海秋色，在新航路開通之前的內海和陸運商業時代，東西方之間的民族衝突與協調、宗教攻訐與異化、文化碰撞與融彙，總是由阿拉伯和西方兩大地域板塊和文化圈集中體現出來。東來的中國、印度文化潮流，經由阿拉伯人彙總，甚至消化、吸收和發揮後傳至西方，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阿拉伯文化既是東方大文化的總彙，又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西方人更多地通過阿拉伯人接受東方文化，認識東方，同時，保留著神奇東方的想象和傳謬。新航路開辟之後，隨著西方與遠東的直接通航，一個“立體的東方”呈現於歐洲，西方遂對東方不同的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開始係統地認識和研究，直接吸收長期以來令歐人心馳神往的遠東文化精華，乃至近代在歐洲形成崇尚中國文化的高潮。中世紀西方文化是希臘羅馬傳統文化的延續，而通過中世紀東方異域文化的不斷澆灌、滲透和整型，又形成不完全是傳統文化的嶄新的西方近代文化。
一、西方語言和語言學的東方源流
東方的語言文字在不同時期，經由不同渠道對歐洲產生影響，西方文字中大量借自東方的外來詞彙或由東方詞彙演繹和派生而來的西方詞彙就是明證。語言文字方麵的融彙和影響不是孤立的社會文化現象，而是地區和國家之間物質和精神文化交流的折射，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外來詞彙是追溯曆史上不同時期文化流向的原始資料和信物。一個地區或國家引入的外來詞彙有其內在規律，往往隨外來文化潮汐的漲落而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同時，我們也可以通過對各個時期外來詞彙的統計和分類，對文化的影響作恰當的評估和必要的定性分析。
在中世紀，東方語言文字對歐洲的影響有四次高潮。第一次是8世紀初，阿拉伯人渡過直布羅陀海峽，占領伊比利亞半島之後。在幾百年的阿拉伯人的統治中，阿拉伯文化直接移植到西南歐。哈克木二世（961—976年）繼位是穆斯林在西方統治的極盛時代，阿拉伯語言文化的影響達到了高潮。伊比利亞半島的阿拉伯人將西亞實施的耕作方法傳入西班牙的同時，也將大量的農作物引種此地。西班牙語中，遂出現有關西亞的灌溉農業以及農作物的許多專用名詞。同時，由於不同民族的混居雜處，阿拉伯人的許多生活用語也被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借用，以後的西方國家又從西班牙語中借用和轉譯成本國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