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社會上總是有關於中醫的激烈討論，反對的一派認為中醫就是偽科學，另外一派則認為中醫不能取締。這種對中醫的討論您有什麼看法？
餘秋雨：世界曆史上人口最多的族群，是由中醫佑護下來的，佑護的時間比科學的時間長得多。科學不會這麼狹隘，把自己一時解釋不了的“存在狀態”判定為偽科學。
當天文學還沒有發現很多行星的時候，它們就已經存在了。未被天文學關照的行星，並不是一種非科學的存在。
龍的形象在西方傳統文化中是一個比較邪惡的形象，國內有學者主張，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文化誤讀，龍不應該繼續作為中國文化的圖騰，應該換一個圖騰。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餘秋雨：我們不能因為別人的脆弱目光而脆弱起來。一個強大的族群的早期圖騰總是凶猛的。不少國家以狼、熊、獅、鷲作為民族象征，絲毫沒有要改的意思。中國商代青銅器上饕餮圖紋比龍更為獰厲，但我們為此而自豪。為了不讓外國人刺眼，把老祖宗的徽號都要改？老祖宗正是預見到會有這樣的後代，才早早地把圖騰強化。
社會上一直有人提出要抵製洋節來振興或者弘揚我們的傳統文化，您對這個問題是怎麼樣看的？
餘秋雨：元旦也不過了？勞動節、婦女節、兒童節都不過了？隨之而來，我知道，西裝不能穿了，電影、電視都不能看了，電話、手機也不能用了，因為按照邏輯隻能這樣。我想提醒一句：過節是人們自己的選擇，一個人“抵製”是自由，要別人一起“抵製”是強製，要很多人一起“抵製”是專製。我們怎麼可以為了民族主義而走向專製主義？
秋雨老師，您如何看秦始皇陵墓的挖掘？您認為應該繼續進行呢，還是讓它安安靜靜地埋藏在地下，我們永遠不要去打擾它？
餘秋雨：暫時不要挖掘，因為我總覺得條件還不具備，而人類也不能把什麼事都在自己一代都做完。留下一些猜測，留下一些對自己的懷疑，留下一些對古人的敬畏，留下一些對後代的期望，這才讓曆史神秘貫通。但是，我也不主張“永遠不去打擾”，因為這樣就會對後代做出強製命令，而後代的一切我們都無法預計。
包括王朔在內的一批人聲稱，眾多紅學家對《紅樓夢》的解讀實在是無聊之舉，您認為呢？
餘秋雨：我也有同感，因為那畢竟是小說，而不少紅學家卻把它當做真實曆史在研究，在意會，在考證。
藝術虛構是一種偉大的權利。如果把這種權利全部轉讓給學術，一個民族就太可悲了。
曆史劇往往有兩個傾向能吸引觀眾注意力，第一個方麵就是從某種戲說，從鬧著好玩的角度來吸引觀眾；另外一個角度就是貼近曆史，講的主要是權謀以及成功之道。您是怎麼著待這兩個傾向的？
餘秋雨：這兩個傾向古已有之，但藝術不是曆史教科書，它的本質更接近於遊戲，因此我更寄情於“戲說”，盡管現在“戲說”的等級還有待於提高。
莎士比亞前期寫了不少更貼近曆史的曆史劇，但時至今日，世界上哪一個國家的劇團會去演這些戲？帶若厚厚的說明書弄清了曆史背景再進劇場，這還算是看戲嗎？
把曆史交還給曆史，讓虛構來主宰藝術。
在中華文明的傳承過程中，有必要樹立文化偶像嗎？樹立多少？什麼度是合適的？
餘秋雨：文明和文化，表麵上是由一些語句傳承的，其實語句就像物品，要靠著載體才能向後代運動。這種載體，就是人格。榮格說，一切文化都沉澱為人格。人格是一種生命現象，凡是生命現象，就有基因，有遺傳。
因此，中華文化，是靠中國人的集體人格傳承下來的。這個問題在學術上很複雜，以後我會專門論述一次。但我說到這裏，已經可以回答你的問題了。承載文化的集體人格，必然會有代表，那就是你所說的文化偶像。
文化偶像是在時間過程和空間選擇中自然產生的，因此不必刻意“樹立”。既然這樣，也就不存在數量和度量的問題了。
秋雨老師怎麼看現代公務員熱？
餘秋雨：這與謀生的安全性有關，很正常。但就我個人而言，卻主張擇業的個性，哪怕是冒險。所謂自由，最後要看個人的支配時間的多寡。把安全與自由相比，在擇業上，我偏向後者。
最近幾年很多官員因為重大事故被問責下崗，對這件事情您有什麼看法？
餘秋雨：應該。中國的官本位主義太強大了，應該讓更多的人目睹做官的巨大風險。我隻希望，在文化、宣傳部門也要有“重大事故”的論定。
例如，很多傳媒像得了傳染病似的一起造假，這裏傳媒的負責人和上級領導應該被問責下崗；又如，花費巨大的政府資金打造了一台宣揚“政績”的演出，而最後沒有一個觀眾自願買票進入劇場，這也應該看成是“重大事故”；
再如，一座城市的文化渣滓通過官方渠道嚴重傷害了一個文化創造者，相關官員冷眼旁觀不聞不問，這樣的官員也必須受到責任處罰…
我甚至認為，在大學裏，教授們大肆抄襲他人論文，某些學科的教育質量已經長期跌到高校的底線，或有些專業的畢業生一直找不到工作等，也都應該視為重大事故而被問責下崗。
下崗就是下崗，不要變成“同級別調動”，使“問責”變成了官場巡遊。
這樣的官員，我看到的太多了。
好像文化領域一直有三四個人在不斷地攻擊您，每次都是拋出一個危言聳昕的新聞，然後全國報紙轉載，而您總是不予反駁。後來風潮過去，那些報紙也沒有態度，隻等待著下一個危言聳聽。
對此，您能說幾句嗎？
餘秋雨：一共五個人，後來退出一個，剩下四個。以前都是我的狂熱崇拜者，但崇拜過了頭，一個盜印我的書，一個抄襲我的書，都受到我的斥責，他們就轉身成了攻擊我的人。由於我國法律在實際執行中不把誹謗罪、誣陷罪、侮辱罪列入刑事案件，更由於我國的媒體熱愛名人的負麵新聞而不必承擔任何罪責，他們這四個人十幾年來如入無人之境。
他們最想與我“辯論”，我當然不給他們機會。我以無言的方式，把他們鎖定在他們的等級裏。對此，王元化先生給我寫來一封短信，說：“十幾年來，他們除了罵你，沒寫過其他任何像樣的文字，而你，除了沒有回罵，卻寫下了一切。這就夠了。”感謝王元化先生。
他們這麼幾個人，為什麼會受到那麼多人的響應？理由隻有一條：沉積在中國文人心底的整人之惡，在文革中爆發過一次，後來被壓抑了，終於在我身上找到了一個傾泄的口道。為此，我深感榮幸。
對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您有什麼話要說？對於當下中國眾多文化人的八十年代情結您又是怎麼看的？
餘秋雨：那確實是一個不錯的年代。由於“文革”災難剛剛結束，大家記憶猶新，因此是非清楚，大道彰然，即使爭論也明明白白。不像後來，記憶漸淡，那些小人又重新活躍起來咬人、毀人。
八十年代由於小人的集體冬眠，在文化上進入了一個大思考、大決裂、大創建時期，一片意氣風發。直到今天，我們還會穿過身邊密密麻麻的小人陣仗而夢回那個年代，一次次熱淚盈眶。
成年人似乎麵臨著來自小孩子的挑戰，電視上小學生可以挑戰成年人，也有越來越多的成年人在使用愈加頻繁的電腦影響下提筆忘字，念不對語音，說不好成語，寫不對筆順。更多的成年人在曆史年號、典故知識的記憶上也比不上自己的孩子。您認為，成年人應如何麵對基礎文化知識的重新修補？
餘秋雨：成年人的記憶力當然沒有小孩子好，忘記一些文化積累是正常的，不必懊惱，也不必羞愧。成年人勝過小孩子的最大優勢，就是人生體驗，其中包括對古往今來多種文學作品的體驗。這比語音、成語之類重要得多，我們正是在這些地方，可以當之無愧地成為孩子們的老師。
你的問題讓我產生一種擔憂。這些年來，文化界有些人似乎越來越熱衷於一些技術性的文化細節，而完全不在乎對大道、文脈、時運、詩魂、意境、心靈、感覺的體驗了，這真是文化的一種可怕墮落。記住，文化之神永遠大於文化之形，文化之道永遠大於文化之術。對此，萬萬不可顛倒。
有越來越多的節目將目標放在小孩子身上，很多選秀節目將小孩子變得很成人化，很“不小孩”，而家長的縱容與製作人的刻意引導進一步擴大了這種“小孩早熟”的現象，您怎麼看？
餘秋雨：不希望小孩反常早熟，也不希望有太多的小孩進入選秀節目。
成人沒有理由如此侵擾幼者，喧鬧的社會沒有權利過早地玷汙純淨的童年。
純淨的童年對人的一生來說都是無價之寶。拔苗助長是一種最殘酷的傷害。每次看到五六歲的孩子在電視裏模仿成人情感的節目，我都想伸手撥電話向公安局報案，因為有人在明目張膽地破壞《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法》。
秋雨老師，我們發現現在許多電視劇，都是老片重拍，比如說《西遊記》和《紅樓夢》，都在計劃重拍，您覺得反複地重拍是不是表示我們現在創作者的原創力枯竭呢？
餘秋雨：除了極少數例外，我不喜歡老片重拍。在觀眾的審美心理學上，老片有一種“先期號召力”，但是，觀眾在觀看時的對比和厭倦，必然超過這種先期號召力。更尖銳的問題是：那些老片產生在思想尚未解放的時代，在精神上很難引起當代觀眾共鳴。如果要共鳴，那就要對老片進行大規模的改編。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幹脆拍個新片？
我估計，老片新拍，一是為了便於吸引投資，二是為了便於審查通過。
但是，既然身處一個主張創新的時代，老片新拍不值得提倡。
國內外的媒體更加關注於章子怡、劉翔這些文體明星，而忽略了其他的社會精英分子，比如說科學家。這些您是怎麼看的？
餘秋雨：很正常。如果科學家也變得像影視、體育明星那樣受媒體關注，世界就犯病了。請注意，受媒體關注是一種犧牲。隻有章子怡、劉翔他們的犧牲，才有科學家們的安靜。
韓寒與陳丹青在做客某電視台節目的時候，對中國現代文學進行了評判，認為現代文學史上公認的一些大師比如冰心、茅盾等人根本不是什麼大師，而是在時代背景下被過譽。為此遭到網友的暴怒型攻擊，認為韓寒侮辱大師，不尊重文學。其後韓寒也寫了多篇博文論述此事，言“你的大師不是我的大師”。您對此怎麼看？
餘秋雨：“中國現代文學史”這門課太政治化，又太誇張，應該容忍後人作一點不同的判斷。不同的判斷也不必成為“定論”而獲得“公認”，因為“定論”和“公認”之類的概念在多元文化的時代顯得非常不合時宜。
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曾開設過一門現代文學史課，打破通行的格局，隻憑我自己的藝術感覺選擇作家，結果認為較好的作家隻有魯迅、沈從文、曹禺三人。八十年代鼓勵對一切問題進行重新思索，因此我的這種大膽之舉也沒有受到非議，北大的王瑤教授看了我的講稿後還寫來熱情的長信大加稱讚呢。
這些年我多次去美國講課，凡是在紐約開講，高齡的夏誌清教授都會來聽。在幾次聚餐時，他對我說，他不喜歡老舍的小說。我說，我不喜歡他老人家推薦過的錢鍾書的小說，智慧過剩；我也不太喜歡張愛玲小說中那股太故意的陰沉氣息。我們兩人總是說得高聲大笑。
記得有一次王元化先生對我說，1921年成立的文學研究會，裏邊的人都很好，但筆下卻缺少才氣，比較平庸，他問我有沒有同感。我很有同感，但其中牽涉到的作家就多了，除了茅盾，還有鄭振鐸、葉聖陶、許地山、王統照、郭紹虞等。這不是對前輩不恭，而是維護自己進行文化判斷的權利。
很多年前招收博士生，有一位考生明確表示對莎士比亞的不滿，我非常欣喜，予以錄取，盡管我還是喜歡莎士比亞的。但我也很清楚，梅特林克、易卜生他們正是因為反對莎士比亞劇中那種毒藥、暗殺、決鬥，而是主張表現“平常人的平常事”，才走出了歐洲文學的新局麵。
說了這麼多，我是想借此鼓勵你們，不要成為被教科書控製一輩子而放棄了自身文化感覺的人。更不要因為別人表達了與教科書不一樣的想法，就“暴怒”。你們千萬不要成為思維僵滯、情緒激烈的族群。
1919年的時侯，麥克斯？韋伯在慕尼黑做過一個非常著名的演講，號召當時德國的青年以政治為業。聯係我自己在政府部門實習的經曆，曾經有一個領導跟我說，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但是我現在看周圍的同學很多都是熱衷於進投資銀行，進谘詢公司，喜歡投身於政治、從基層做起的北大、清華的同學還是非常少，我就非常疑惑，政治還是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
餘秋雨：我不認為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從來不是，盡管有時看起來像是。中國由於幾千年的封建集權統治，沉澱成兩種心理：本能地覬覦官場，又本能地仇視官場。這兩種心理看似對立其實出於同根，都不利於人文理性的建立。麥克斯？韋伯是一個社會學家，又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歐洲，說那樣的話很可以理解的。他身後的德國曆史證明，那種主張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社會災難。
前段時間有一個清華學生，因為工作不太順利就去賣炒粉，也有北大同學去賣肉也被炒得沸沸揚揚。您覺得他們在當前激烈的競爭條件下，自己去選擇這樣的職業真的是一件丟臉的事情嗎？
餘秋雨：當然不丟臉。如果他們真行，也許能把相關的食品業整合起來。真正丟臉的，是那種拿了名校學曆卻無所作為，又想讓別人尊敬的人。
人生最大的陷阱，是自欺欺人。要想走出這個陷阱，需要支付巨大的勇敢，因為社會早已習慣於接受自欺欺人。有一些自欺欺人，還包含著父母的心血、老師的設計，因此一步走錯便傷筋動骨。今天中國的所謂名校，有可能躲藏著最多自欺欺人的成分。
秋雨老師曾提到我們對曆史的態度，包括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任曆史，包括上個世紀早期的時候，像傅斯年、顧頡剛他們“古史辨”就提出對古史有一個量新的考量，那麼我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在什麼樣的程度上認為曆史可以構成我們生活的根基？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史而不是疑史？
餘秋雨：曆史很難信任，因為曆來的高層史官把它宮廷化了，底層藝人把它故事化了，大多民眾把它情緒化了。出此三“化”，能有幾人？
相關資料，看看可以，主要是尋找自己心中的曆史。自己的感覺，自己的判斷，自己的經驗，能讓我們信任一種獨特而又可靠的邏輯。由此我可以借用我的同鄉王陽明先生的語言結構來表述一種主張：心外無史。
至於那些曆史學家的“古史辨”，戳穿了很多曆史的虛假性，這是有價值的，但他們自己也掉到真實性的泥坑中去了。那些史料考證，可以洗刷一些明顯的虛假，但這些史料考證就是可靠的嗎？
我們發現，在網上炮擊名人的現象好像越來越多，比如章子怡不愛國，劉德華沒有愛心，但是我們感覺這些名人，實際上他們的行為並不至於遭到這麼強烈的譴責，您覺得這種現象正常嗎？
餘秋雨：無端地攻擊他人，永遠是一種罪惡。古人說：“天下固有百惡，惡中之惡，為毀人也。”以為攻擊名人可以脫罪，其實是一種暴民心理。“文革”早就由紅衛兵、造反派試練過了，他們當時殘害的對象，叫做“三名三高”，簡單說來，就是名人。
攻擊名人的道德缺失，是一些真正道德缺失的人借著名人在完成一種自我精神補償。他們見財、見色、見權都會產生一種犯罪衝動，但社會上樹立的卻是一係列道德模範，他們無處宣泄這種犯罪衝動，隻能通過對名人的幻想或誣陷來勉強寄托。因此，中國的名人必須為這些人承擔這樣的心理投射義務。
如果要想控製這種現象，隻能企盼法律。哪一天，中國的法製建設能讓誣陷罪、誹謗罪、侮辱罪真正獲得審判，情況就會有所改觀。
我們一直在談論曆史。有一句話叫做“盛世修史”，那現在中國湧動的對曆史的近乎狂熱式的推崇，是不是表明了我們現代湧動的某種民族主義的思潮，或者是我們對於中國的崛起有一點點浮躁的某些現狀呢？
餘秋雨：真正的盛世不太“修史”。狂熱地尋找曆史話語，多半是為了獲得精神安慰。而且，這種精神安慰是幻想式的，片麵裁取的，迎合無知心理的，嘩眾取寵式的。因此，這樣的“曆史熱”，如同民間節慶祭祖的炮竹煙火，轉眼即逝。
有良知的智者，應該在人們忘記曆史時獨自走向廢墟，或者，在人人大談曆史時悄悄離開，去思考民族的痼疾。
北京奧運期間實行機動車單雙號行駛，廣受老百姓的好評，甚至大多數人認為應該一直沿用下去，為此韓寒在博客中創作了一篇小說，大膽設想單雙號限行數年後各種因果關係下引發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您認為在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如何在民主和多數人的暴政之間求得平衡點？
餘秋雨：韓寒的小說沒看，但“多數人的暴政”是一個深刻的政治概念。
“多數人”極易盲從，“多數人”無法實證，“多數人”難以反駁，但“多數人”又常常被看做“民主”。這是我在“文革”災難中反複看到的事實，幾乎顛覆了我以前接受的所有政治常識。一切反對民主卻又要偽裝民主的人，都會利用暴民，害怕暴民。我敢斷言，人類滅亡的原因，除了自然災害外，一定是暴民受到了挑唆而廣泛失控。
是選擇理性的民主，還是多數人的暴政？這兩者之間無法取得平衡，隻可取前者，否定後者。如果試圖平衡，結果必然失去民主。
我們在給孩子們介紹中國文明的那些曆史和經典著作的時候，是應該把它們改寫成非常淺顯、非常明白的小故事講給他們呢，還是保持它原來的形態，讓孩子們去背誦《三字經》《論語》呢？這似乎需要進行取合，秋雨老師怎麼看？
餘秋雨：兩種途徑都要。最難的是對經典作出精彩的“現代闡釋”，這不僅僅是對孩子的問題。歐洲從文藝複興到啟蒙主義時期，出現了一大批“現代闡釋”大師，使維納斯、拉奧孔等古代藝術作品，以及古希臘的哲學著作獲得普及的現代生命。其實，後來他們對但丁、莎士比亞、歌德、貝多芬、畢加索的闡釋也很成功。
闡釋，是現代良知與古代情況的對話，也是現代對古代的一種選擇。這個工程，不亞於一項重大的學術研究。中國近代一直沒有出現類似於歐洲的闡釋者群體，有一些學力深厚的學者開始做了，如王國維、陳寅恪，但他們沒有把闡釋之橋通向普通民眾，因此還隻是學術性闡釋而不是社會性闡釋。
前段時間上海的曆史教科書進行了比較大的調整，淡化了戰爭史，尤其是革命戰爭史，而代之以重視物質文化曆史的記述，而且描述方式也有一定的變動，您對這個事情是怎麼看待的？如果讓您編一部中學曆史教科書，或者說您心目中比較理想的曆史教科書，會是怎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