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蕩然無存，而且樂浪遺址中迄今未曾發現過足以用來研究當時木構建築形式和技術的木構件遺物，因此對樂浪木構建築的研究，主要依靠這一時期的古墳及其壁畫內容以及出土的瓦當和紋樣磚。當時中原的木構造體係已經基本成型，樂浪的建築水平應該與中原相近，因此當時朝鮮半島北部上層建築的形式和技法，應該是相當發達的，古墳壁畫和出土的瓦當等均能說明當時樂浪重要建築的形製和技術與中原的一致性。但是，由於這種飛躍式的進步是外力導致，而沒有相應的經濟和社會基礎作支撐，因此這些比較先進的建築隻是供漢郡的統治階層和當地貴族享用，因而出現了先進的地麵木結構建築與大量豎穴居並存的現象。
樂浪遺跡是漢代文化在朝鮮半島北部發展的實證，也是研究東亞建築發展過程的重要實物資料。樂浪建築主要是由移居至朝鮮半島的漢人創造，但推動了朝鮮半島建築的發展，成為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建築文化的重要源頭。此外，有資料表明，中國漢代的文化也通過樂浪對朝鮮半島南部及日本產生過相當影響。
9.1.3高句麗與百濟的木構建築
朝鮮半島木結構建築融入中國木構建築體係，大約始於漢四郡時期，而完成於三國時代。公元樂浪文化的地表建築，今日均已前後，高句麗、百濟和新羅相繼建立了國家政權的雛形，經過兼並統合各個小部落聯盟（中國唐代以前史料所記載的朝鮮半島“百餘國”），並通過與中國的文化交流，最終發展成為中國式的律令製國家。隨著國家體係的完備、社會階層的分化，統治階層開始追求權勢與威嚴的表現。《二國誌·魏書·東夷傳·高句麗條》雲：“其俗節食好治宮室”；《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烽上王條》雲：“君者，百姓之所瞻望也，宮室不壯麗，無以示威重”，這是蕭何“天子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的高句麗版。包括宮闕、王室寺刹、統治階層住宅在內的“權威建築”的大量建造，對建築技術的發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而對朝鮮半島而言，最便捷和最有效的發展方式就是向中國學習。另一方麵，四世紀後半期佛教的傳入，是朝鮮半島木構建築發展的重要契機之一。大量寺刹建築的建造需求，進一步刺激了從中國引進先進建築形式、技術的迫切要求，並促進了工匠的專門化和組織化、建築材料的生產和大型木結構技術的進步。宮殿、寺刹等建築不僅僅在整體的外觀上，在建築細部上也采用了中國木構建築形式。中國木構建築的基本要素，如台基、柱礎、梁柱係統、鬥拱、曲線屋頂等，在二國時代傳入朝鮮半島並在二國的建築中都得到了體現。可以說，朝鮮半島的二國時期，是木結構建築全麵中國化的階段，其成果還惠及日本，促成了日本飛鳥文化的出現。因此，這一時期可以看做是朝鮮半島建築發展曆史上重要的轉折點之一。
出於發展自身政治、經濟、文化之目的，當時朝鮮半島三國都積極地展開了對中國文化的吸收。由於地理位置的不同、建築活動主體的不同、對中國關係的不同，三國吸收的中國建築文化也各自有所側重。
朝鮮半島三國之中，高句麗直接與大陸接壤，並且全麵繼承了漢郡的文化，因此在朝鮮半島三國中木構建築技術最先發達起來，迅速從原始的捆紮木結構和累木結構、幹闌結構飛躍性地進入了抬梁式木構時代。但是，至今對高句麗木構建築的了解，隻能通過文獻上的零星記錄、高句麗古墳壁畫以及遺址發掘調查中出土的瓦當、磚石等來進行推測。從高句麗古墳壁畫中反映的建築形象、安鶴宮遺址中出土的鴟尾等來看，高句麗平壤時期的木構建築與當時中國北方木結構建築是非常相似的。尚句古墳壁畫中所表現出的鬥拱細部還在日本法隆寺中得以再現，而法隆寺的建造技法來自百濟匠人，可見當時的中國建築技術通過高句麗亦對百濟產生了影響。
百濟因與中國交通不便其建築文化初期而受高句麗影響較大，後來則通過海路吸收了大量南朝文化因素，其風格變得比高句麗建築更加纖巧和精致。據有關資料推測，百濟的建築中以歇山屋頂最為流行，並使用瓦屋頂，在屋脊上使用鴟尾及仙人走獸等，瓦當紋樣華麗精美；較重要的建築與南朝建築別無二致：在台基上部，有規則地排列柱礎，柱礎承接木柱，柱上為鬥拱帶，其上架梁，覆以歇山等瓦頂。這是直接引入了中國建築技術而帶來的飛躍性發展。百濟建築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柱礎、紋樣磚等，加工精巧華麗，表現出很高的加工水平和藝術處理技巧。
9.1.4新羅、統一新羅的木構建築
新羅由於地理條件和曆史環境的原因，發展比較緩慢，長期與中國的隔絕使得新羅的建築文化在早期隻能從高句麗和百濟緩慢地吸取養分，而這種吸收又因與高句麗、百濟間關係的好壞變化而時常中斷，因此直到新羅最終打通了與中國的交通線之前，與同時代的高句麗、百濟相比，其建築技術是比較落後的。正因如此，新羅反而具備了“後發優勢”，建造了朝鮮半島曆史上最宏偉的木構建築群，而其最主要的成就則體現在統一新羅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