則亦宜從厚陵之製為之事，定式儀注，以為永垂來後之道焉。”從這段訓話中，可以了解到朝鮮王室對陵寢規模的態度。出於多方麵的考慮和限製，朝鮮王陵的規模均不大。
5.8.3建築配置及規模
《大明會典》卷203，山陵載：“永樂八年定。親王墳塋、享堂七間……中門三間……外門三間……神廚五間……神庫同。東西廂、及宰牲房、各三間……焚帛亭一……祭器亭一……碑亭一……周圍牆二百九十丈。牆外、為奉祠等房十二間。”而朝鮮王陵中並不建享堂、中門、外門，更沒有廂房、宰牲房、焚帛爐等設施，僅設類似於神廚的水剌房、類似於神庫的守仆房，以及高麗時期沿用下來的丁字閣、紅箭門、碑亭這些地表建築。此外，丁字閣麵闊普遍為3間，比較特殊、規模最大的王陵如顯陵的丁字閣，亦不過5間之數。
從上述可以看出，朝鮮時期的王陵基本上是繼承了源自宋陵的高麗王陵的形態。高麗王陵本身是對宋陵的一種簡化，如不分上、下宮，地表建築很少，不設內、外籬，望柱簡化為“望柱石”，神道大為縮短等等。朝鮮王陵繼承了高麗製度，而且其規模和形製還受到與明清之間的等級製度限製。朝鮮國王之陵，墓誌均先表明藩屬身份，如獻陵墓誌雲“獻陵有明朝鮮國太宗聖德神功文武光孝大王之陵”。從朝鮮王朝的《國朝五禮儀》《經國大典》《國朝喪禮補編》等規範以及各陵營造時所留下的《營造儀軌》來看，盡管具體的細節各陵略有變化，但其王陵的規製均不過明、清親王甚至郡王之製，某些方麵甚至更低。
5.9小結
朝鮮半島的古代文化幾乎在所有方麵，都受到中國的強烈影響，在中國文化基礎上發展演變，表現出一種“邊緣文化”的性格，其墓葬形式亦不例外。
中國大陸與朝鮮半島史前時期的石棚（支石墓）之間就有著密切的聯係，尤其是雙方的支石墓均分為差別明顯的北方式和南方式，而兩者的北方式和南方式支石墓各自相似，這絕非巧合，其中蘊含的古代東北亞文化交流脈絡，值得深入發掘。
在朝鮮半島的古代國家形成之際，中國已進入文化發達的秦、漢時期。在內地先進文化的影響下，高句麗由於和北朝聯係最為密切，因此其墓葬形式迅速從早期的積石墓轉變為中國北方的封土石室墓，其構造形式與當時北朝的墓葬幾無二致。百濟早期采用積石木槨或石槨的墓葬形式，在接受南朝的影響後，迅速采用了南朝的空心磚墓形式，從武寧王墓等來看，甚至連墓室的砌磚方式、燈龕構造等細節都與南朝磚墓相同。新羅最初因與中國交通不便，因此主要吸收高句麗和百濟的影響，其初期墓葬形式多為積石墓，間或出現一些模仿高句麗的封土石室墳。待到與中國進行大規模文化交流之際，已是中國之隋唐時期，故而統一新羅的王陵，參考的是唐代貴族的墓製並初步形成了陵墓製度。進入高麗時代，高麗王陵積極吸收了北宋、南宋陵墓的進展，開始重視地表儀式空間的營造，最突出的表現是由南宋“殿後龜頭屋”發展演化而來的“丁字閣”成為墓表建築的核心。但因種種條件的限製，不但陵域規模甚小，而且對宋陵的形製作了大量的簡化和省略。朝鮮時代的王陵基本繼承了高麗王陵的構成形態，隻是在一些具體細節上引入了一些變化。在強調儒學治國的朝鮮王朝，發展出各種複雜的禮儀程式和建築規製，形成了比較固定的一係列葬儀，墓葬的形製有著明顯的等級。其王陵與當時明、清時代的園寢相比，規製均在親王等級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