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牆上建築（如城樓等）的配置方麵，高句麗初期的城牆形象僅能從部分古墳壁畫中得窺一斑。例如遼東城塚、藥水裏壁畫古墳、龍岡大墓、三室塚等中都繪有當時的城廓形象。
這些圖像所描繪的城市多為長方形，築有城牆，城門有重樓，有些城的四角還帶有單簷角樓，與內地相似（當然，也不排除畫匠們繪製的圖案並非當時高句麗城市寫實的可能性）。公元427年，高句麗遷都平壤城，其宮城為安鶴宮，山城為大城山城，城牆沿山陵線築造，呈不規則狀。山城的城牆今已複原，雖然其城樓的複原並無多少實際的根據，但其城牆和城門洞的複原是根據出土構件進行的，應該比較可信。從複原後的形式來看，大城山城城門洞上部並非後世流行的圓拱形，而是呈梯形，這與中國秦漢至晚唐城門洞做法有相似之處，從另一個側麵說明了高句麗築城法對中原技法的繼承。而百濟、新羅乃至此後的高麗、朝鮮時期的城門洞則基本上采用圓拱形，城門上一如中國城市那樣建有城樓，而且主要城門的城樓采用重簷歇山這樣高等級的形式。惟朝鮮半島城牆不求高大，城樓亦幾乎沒有實際功用（內部空間多低矮），象征意義大於其功能。
1.6.5裏坊製度
裏坊製度是中國古代城市的重要特色之一，對朝鮮半島及日本的城市亦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可考證的朝鮮半島都城中，高句麗平壤城、長安城、新羅慶州城均采用了裏坊製度來對城內居民實施管理；發展到高麗開京和朝鮮漢城，雖然從形態上裏坊已經消失，但其管理體製仍然沿用了下來。此外，作為起源於中國東北民族原始部落體製的五部製，也和中原的裏坊製度結合起來，形成了朝鮮半島特色的城市居民居住和管理體係。
關於高句麗平壤城裏坊製的發展史和具體形式，因遺址調查資料的缺乏，隻能略知其大概。北朝鮮學者的研究表明，安鶴宮的外廓地區實施了裏坊製，以連結宮城南門與大同江木橋（後世稱高句麗橋）的南北大道為中軸，對稱地設置了東西各16個區域，形成4484個小區。裏坊的規模根據街道規劃的大小分為小區（邊長約140m的方形）、大區（邊長約280m）兩類，四個小區構成一個大區，又由四個大區構成一坊，64坊形成一裏。北魏的洛陽有坊、裏之單位，如《洛陽伽藍記》稱有二百二十個裏，《魏書·世宗紀》雲有三百二十坊，但以二百二十個裏比較恰當。按洛陽城的算法，平壤城約有二百八十個裏，但這是在假設其城市左右完全對稱的情況下得出的結果。無論如何，可以看出當時的裏坊劃分中高句麗都城與內地都城的相通之處。
唐長安城的每個坊被十字形道路劃分4個小區，規模為南北長500·590m，東西寬550·570m；規模較大者有1020·1125m。高句麗長安城與渤海上京龍泉府也采用了相似的坊製，以十字形道路將每坊劃分為4個小區。平壤長安城坊的規模約是邊長約140·280m，渤海上京龍泉府是小坊邊長235m，大坊邊長780m不等。新羅慶州各坊的規模也不太整齊，大體上是南北長140m，東西寬160m，規模較小。坊內可能又細分為小區，但現在還不能確定具體的形式。最近發掘的慶州東川洞裏坊遺址，坊南北約160m，東西約125m，路寬約6.5m；皇龍寺周邊的坊東西約140m，南北約160m，大小比較接近。坊內有十字路，路寬約在3m，再有小路，道路斷麵分2·3層築造。
除了與中原類似的“裏坊”之外，高句麗、百濟、新羅等均采用“部”作為裏坊之上的高級行政單位。高句麗、百濟為五部，新羅為六部。高句麗的五部為內部（黃部）、北部（後部、黑部）、東部（左部、青部）、南部（前部、赤部）、西部（右部、白部）。百濟的五部為中部、上部、下部、前部、後部。在五部製導入以前，高句麗曾經使用過音譯為“那”的行政單位。
“那”與奴、川、壤、襄、內等音相通，其意為河川邊的平野地帶，可見當時以居住地為行政單位的原始狀態。新羅法興王八年以前，使用“評”作為行政單位，“評”為平野之意。而“部”是中國式的名稱，在其被導入朝鮮半島之前，使用“那”或“評”作為同級地域集團的名稱。高麗開京亦采用五部製和裏坊製來管理外城的居民區。開京外城內的區域，被劃分為東、南、西、北、中五部，各部包括若幹坊，各坊又劃分為若幹裏，共35坊344裏。但是開京的裏坊和慶州的相比，形態比較不規則，而且很可能已經取消了坊牆。關於開京之裏坊名，《高麗史》太祖二年、成宗六年、憲宗十五年等均有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