駢賦也叫俳賦，是漢賦變體，流行於兩晉南北朝。其特點是駢四儷六，全篇均由四言和六言的對仗組成，句式整齊；辭藻雅麗，聲色繽紛；兩句一韻，依章節內容換韻；逐漸講求平仄，富有音樂美；篇幅較短。
律賦盛行於唐代，是科舉考試的科目，也叫帖子賦。這種賦比駢賦更注重對仗與聲律的工整嚴密，全篇字句數和韻式也有嚴格限製。
文賦是賦體駢儷化的反撥。在唐宋古文運動的影響下，一部分賦返歸散文，被稱為文賦。其特點是不講對偶、音律、藻采、典故，章法開放流暢，句式錯落多變，押韻比較自由。
漢賦為什麼是賦體正宗？
賦是漢代最流行的文體。在兩漢400年間，許多文人都致力於賦體寫作，盛極一時。後世常把賦看成是漢代文學的代表，稱為“漢賦”；而漢代盛行的“漢大賦”，則被視為賦體的正宗。
漢代大賦是文學體裁發展的必然結果，也與當時國土遼闊、國勢強盛的國情、帝王及臣僚們喜歡雄宏偉大的風尚有關。
漢代大賦由枚乘《七發》開其端，代表作家有司馬相如、東方朔、揚雄、班固等。代表作品如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二賦，揚雄的《甘泉》、《河東》、《羽獵》、《長楊》四賦，以及張衡的《二京賦》等。
漢代大賦內容大多描寫漢帝國威震四邦的國勢，新興都邑的繁榮，水陸產品的豐饒，宮室園囿的富麗，以及皇室貴族田獵、歌舞的壯麗場麵等。
漢代大賦的藝術特點是：體製宏大，結構嚴謹，章法上多采用問難對答的形式；句式參差錯落，韻文中夾雜散文；語言富贍瑰麗，好用典故與難字；氣象壯闊，表現出堂皇肅穆、莊嚴典重的風格。
漢賦在豐富文學作品的詞彙、鍛煉語言詞句、描寫技巧方麵成就頗高，對於建安以後的詩文影響深遠。但也存在“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詞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摯虞《文章流別論》）的缺陷。
司馬相如是何時的辭賦大家？
司馬相如（約公元前179～前118年），西漢辭賦家。字長卿，蜀郡成都（今屬四川）人。少好讀書擊劍，景帝時為武騎常侍。後為梁王門客，與鄒陽、枚乘等交遊，著《子虛賦》。梁王死後歸蜀，琴挑臨邛富商卓王孫寡女卓文君，二人私奔後賣酒為生。武帝即位後，讀《子虛賦》，甚為賞識，因得召見，又作《上林賦》以獻，武帝大喜，拜為郎。曾兩次奉命出使西南，後拜孝文園令，繼而病免至終。其文章辭賦，明人張溥輯為《司馬文園集》。
司馬相如的辭賦成就較高，《漢書·藝文誌》著錄29篇，今存《子虛賦》、《上林賦》、《大人賦》、《長門賦》、《美人賦》、《哀秦二世賦》6篇。《子虛賦》、《上林賦》是其代表作，《史記》將其合為一篇，稱為《天子遊獵賦》。兩賦假設楚國子虛、齊國烏有先生各以本國山川湖澤之廣、物產珍寶之豐、國王田獵之盛互相誇耀辯難，歌頌了大一統王朝無可比擬的氣魄與聲威，同時又委婉勸諫統治者不要過分奢侈。兩賦結構宏偉，詞彙豐富，氣勢充沛。兩賦確立了漢賦“勸百諷一”的賦頌傳統和鋪張揚厲的大賦體製，成為後世模仿的樣板。
司馬相如出使西南時所寫的《喻巴蜀檄》、《難蜀父老》兩文，議論縱橫，說理透徹，獨具文采，對後世政論和告諭文體影響深遠。另有《上書諫獵》、《封禪文》。詩歌現存《琴歌》和《郊祀詩》兩首。
什麼是樂府詩歌？
樂府原指朝廷所設置的音樂機構。它的任務，一是將文入歌功頌德的詩歌製成曲譜，製作、演奏新的歌舞新的歌舞；二是采集民間歌謠，陪上音樂演唱；三是訓練演奏人員和歌手，以供郊祀、飲宴、遊觀娛樂的需要。後來就把樂府機構演唱的這些新興俗樂統稱為“樂府詩”，或簡稱為“樂府”。漢代的樂府詩的顯著特點是合樂可歌。樂府詩歌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中樂府詩的開端。上承《詩經》的現實主義精神的優良傳統，下啟“建安文學”“新樂府運動”的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在我國的古代文學史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是一份極其珍貴的文學遺產。
“樂府雙壁”指什麼？
“樂府雙璧”即《木蘭詩》和《孔雀東南飛》的喻稱。
《木蘭詩》又名《木蘭辭》，北朝民歌，敘事詩，選自宋朝郭茂倩編的《樂府詩集》。詩歌塑造了一個奔赴疆場、屢立戰功而又不失勞動人民本色的女英雄形象。詩的語言豐富多彩，有口語，有律句。句型或整或散、長短錯落。
《孔雀東南飛》又名《古詩為焦仲卿妻作》，是古樂府民歌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保存下來的最早的一首長篇敘事詩。它通過焦仲卿、劉蘭芝的婚姻悲劇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禮教、封建家長製的罪惡，同時熱烈歌頌了蘭芝夫婦為了忠於愛情寧死不屈地反抗封建惡勢力的鬥爭精神。
建安七子都有哪些人？
建安七子指東漢末建安年間（196～220年）的七位文學家：孔融、陳琳、王粲、徐斡、阮璃、應場、劉楨。又因七人同居鄴中，故亦稱“鄴中七子”。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最早提出七子之說，將七人並舉，稱讚他們“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碌於千裏，仰齊足而並馳”。
建安七子才華橫溢，以詩文顯赫當世，對於造成當時雲蒸霞蔚的文學盛觀，對於“建安風骨”的形成和促成五言詩體的確立，都做出了很大貢獻。這七人大體代表了建安時期除曹氏父子外的優秀文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