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中國文化的起源與中華民族的形成
一、中國文化與中華民族的起源
中國、華夏等詞的出現及其含義的演變，是與中國形成並發展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曆史進程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正是在這一曆史發展演變的過程中，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得以產生、形成和發展。
中華一詞，出現於魏晉時期，南北朝時已普遍使用。《晉書·劉喬傳》中記載：“今邊陲天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至南北朝，裴鬆之在《三國誌·蜀誌·諸葛亮傳》注中評論說：“若使（亮）遊步中華，聘其龍之，必不出曹操諸謀士之下。”“中華”實際上是一個複合詞，由中國與華夏複合而成，其時主要是地域概念，專指中原，也包括王朝管轄的郡縣地區，由此而產生的民族概念，主要是指漢族。同時，“中華”一詞也具備文化概念，一般是指古人所稱“禮樂冠第”的中原文化。
為“中華”賦予政治含義，可追溯至明代朱元璋。他在1367年北伐後發布的告諭中提出了“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的口號，調動了被元朝壓迫的漢族及各族人民的積極性，同時，對蒙古、色目人甚至元朝皇室采取了寬容政策，而非刻意渲染民族仇恨，這也從一個方麵反映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政治概念。使“中華”的政治概念更為明確，則以近代孫中山為代表。他在同盟會綱領中提出了“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口號，進而在“三民主義”中明確提出了“民族主義”，其鬥爭對象直指封建專製帝製和外來的帝國主義侵略，實質上是把握了當時社會主要矛盾是整個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人民大眾與封建專製統治的矛盾，而並非單純的滿漢矛盾。他指出：“革命宗旨，不專在排滿，當與廢除專製，創造共和並行不悖。”（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卷，P2。）正因為如此，由孫中山先生倡導的革命才能贏得全國各族人民的支持，也使“中華”一詞的政治內涵更為明確。
“民族”的含義在古代往往同種族、族類、部落混同，近代後期民族開始表示穩定的民族共同體。斯大林對民族的含義做出過科學的闡述：“民族是人們在曆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斯大林全集》第二卷，P294-295。）中華民族的稱謂出現於我國近代後期，最初是指中國的主體民族，即漢族。隨著反對帝國主義侵略鬥爭的深入，各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不斷加強，已自覺認識到自己是屬於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如1904年藏族人民反抗英國入侵，同仇敵愾、不畏犧牲來維護中華民族的主權等一係列鬥爭，都反映出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鬥爭中已自覺地結成不可分割的整體。縱觀中國整個曆史發展過程，各個民族共同勞動，共同發展，其間亦產生戰爭與糾紛，但和平交往是發展主流，在統一與分裂割據狀態中由紛爭而接近乃至融合，逐步結成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至清朝乾隆年間，中國各地都已置於中央政權直接管轄之下，標誌著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確立和古代民族聯合過程的完成。這些民族無論後來是興旺發達，抑或是消融消滅，盡管情況各異，但都對開拓中國疆域、創造中國文化以及締造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曆史做出過自己的貢獻。他們的曆史，是古代中國曆史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們更是中華民族形成發展過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員。
在中華各民族共同創造中華民族曆史與文化的漫長過程中，漢民族，即華夏族起了主導作用，因而成為中華民族的主體民族。滋生於中華大地之上而不斷發展豐富的中國文化，其主體也是指漢民族所創造的文化。然而，各地區其他民族以其創造性的勞動實踐也為中國文化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內容，從而使中國文化既具有統一性，又具有多元性和區域性發展的特征，並且在多元文化彙集交融中使以中原地區為主體的中國文化不斷勃興壯大，具備了更強大的輻射力。
二、中國文化形成的地理基礎
中華大地地處亞洲東部，太平洋西岸，周邊受高山、沙漠和海洋的阻隔，與其他文化區的聯係受到天然的限製，這種獨具特色的地理環境就成為中華民族創造自己曆史與文化所依托的自然條件，因而也形成了獨特的文化結構和民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