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後，就在除夕之前，佐爾格使用事先安排的接頭暗號(比如，佐爾格係黑領帶)，在上野畫廊會見了宮木。宮木可不是久經風霜。富有經驗的職業特工人員，他跟伏開利克一樣也是個業餘愛好者，迫於形勢，成了職業情報人員。他見過佐爾格四五次後才恍然大悟”，原來是讓他當間諜的，因為佐爾格要求他提供日本的政治，軍事情報。
行動小組人員現在就算齊全了。佐爾格有了無線電技術員和兩名合作者，其中一名是日本人。
佐爾格小組其他主要成員中隻有接替“伯恩哈特”報務員職務的克勞森的掩護職業難以妥當安排。日本報人大崎從一開始便與日本最有影響的報紙《朝日新聞》建立了關係。宮木在美國住過一個時期後，與數以千計的同胞二道回到日本，繼續以賣畫為生。伏開利克跟佐爾格本人一樣，原安排為某西方報紙工作，後來他在東京的法國哈瓦斯通訊社謀到了職位。無線電報務員“伯恩哈特”在日本時間既短，而且毫無成效，但還在橫濱經營進出口生意。然而，克勞森卻難於找到合適的公開職業。佐爾格試圖替他尋找一個合法的掩護身份，克勞森終於開設了印刷廠，專門複製藍圖。
1935年11月，克勞森一到達日本，佐爾格就關照他，第一件事就是架設無線電台。克勞森在莫斯科時曾與他的前任“伯恩哈特”研究過通報範圍，以便在東京購置零件。他在美國買了兩個管於，另外還需要10個。所有這些管子以及其他必要的設備，都可以在銀座無線電配件行搜集到。他從一家配件商店買到銅絲做調諧線圈。克勞森是莫斯科無線電學校最有經驗的教員之一，又為秘密工作創建，改裝過無線電台，在上海執行任務後，不僅操作技術更加熟練，而且業務知識越發精通。
雖然他的業務工作困難重重，但他泰然處之，至少在初期如此。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處理掉“伯恩哈特”裝配的笨重的發報機。他跟伏開利克一起，在山中湖上泛舟，把它沉在湖中心的深水裏。
1936年2月，克勞森的無線電台裝配成了，佐爾格指示開始在《倫敦金融消息報》駐日本記者根特·斯泰因家中操作。他每次從家中把收發報機放在一個黑包裏，帶到斯泰因寓所中。電台沒有室內天線，以免引起注意，裝置在二層樓，可以避免地磁幹擾，隻消不到10分鍾的工夫，電台便可以準備就緒，進行工作，不到5分鍾就可以拆卸完。1938年8月斯泰因離開日本之前，克勞森÷直按時從他家收發報。斯泰因走後，他改在自己家、伏開利克家或伏開利克的前妻家中進行操作，經常吏換地點，以逃避偵察。莫斯科的訓練和上海的經驗告訴他，電台操作地點要選擇在城市人口密集的地區，使日本保安當局的測向工作不斷受到幹擾，而且要在木質結構的房屋二層樓上操作，既便於傳輸，又可減少磁性幹擾。頭兩年，聯絡是斷斷續續的，每次都由蘇聯方麵主動聯係。從1938年8月1日開始，蘇聯準備每小時的前15分鍾接收佐爾格的電報。
呼號是按國際慣例指定給中國業餘電台用的。無線電聯係還算順利，通常操作10分鍾。因此，克勞森和蘇聯基地公開非法地利用業餘波長進行聯係。雖然這種通訊聯絡被日本當局偵察局偵察過，但他們既無法破譯所截獲的電文，又無法確定電台在東京的哪個地點進行工作。日本缺乏偵察無線電台的機動設備，而且就城市定向測向而言，偵察半徑從來沒有縮小到兩公裏以內。
佐爾格小組除了用無線電發報外，還通過交通員來往於上海和香港與莫斯科保持聯係。篇幅長的報告拍攝在膠卷上，由交通員轉交給蘇聯特工人員。克勞森便這樣旅行過兩次。1936年7月，佐爾格告訴他，根據莫斯科的命令，要把某些拍攝了德國使館機密文件的膠卷交給上海的一家書店。這個秘密地點是蘇聯特工在遠東的信箱和接頭地點，佐爾格在上海執行任務期間曾充分利用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