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段文傑《敦煌石窟石窟藝術研究》，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283頁。
26 鄭汝中《敦煌壁畫樂器研究》，見鄭汝中著《敦煌壁畫樂舞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版，75頁。
27 敦煌研究院保存有王道士《催募經款草丹》，文中王道士自稱：“道末湖北省麻城縣人，現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圓祿。”王道士死後百日，其徒子趙玉明、徒孫方至福為之造墓立碑，墓碑今仍在莫高窟接待部門前。碑名《太清宮大方丈道會司王師法真墓誌》，碑載其名作“王圓籙”。本文從王道士《催募經款草丹》作“王圓祿”。
28 斯坦因著、巫新華等譯《西域考古圖記》第二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457頁載：“據王道士所講，8年前他來到千佛洞時，藏經洞的通道已被流沙所覆蓋。”金榮華先生推測，斯坦因訪問莫高窟之時為1907年5月，上推至“8年前”，為1898年，即光緒二十四年。見金榮華《敦煌文物外流關鍵人物探微》，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版，105頁。
29 張大千《漠高窟記》及謝稚柳《敦煌石室記》均揭出楊先生名“楊河清”。 張、謝二位先生曾於20世紀40年代初來敦煌考察臨摹，張大千先生還在莫高窟居留兩年多，同敦煌耆老多有交往。“楊河請”之名，當是敦煌耆老告知者。筆者於1990年6月訪問敦煌老人、敦煌市政協委員程暉、宋榮先生，亦雲楊先生名楊河清。
30 關於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年份，說法有二：（1）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說，以《王圓祿墓誌》為代表；（2）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說，以王圓祿《催募經款草丹》為代表。本文從王道士《催募經款草丹》所載年份。關於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具體月日，有五月二十五日說（見《王圓祿墓誌》）和二十六日說（見王道士《催募經款草丹》）。據實而論，則是五月二十五日夜，楊、王二人打開藏經洞，檢視取物後又予以封堵，事畢，已是二十六日淩晨。故兩說並不矛盾。此外，又有“庚子孟夏”（光緒二十六年四月）說（見莫高窟第17窟南壁《重修千佛洞三屋樓功德碑記》），未言具體日期，本文不取。
31 常書鴻先生也多次從莫高窟上寺老喇麻易昌恕的口中聽到同樣的講述。見葉文玲著《敦煌守護神常書鴻》，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302頁。
32 同上引葉文玲著《敦煌守護神常書鴻》，303頁。
33［德］勒柯克著、鄭寶善譯《新疆文化之寶庫》，見《外國探險家西域遊記》，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4年版，233頁。
34 見陳祚龍《敦煌學園零拾》頁64－70。
35 見李正宇《‘以千騎降夏’的‘瓜州王’是誰》《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
36 周不顯《敦煌佛經考略》，載《敦煌學輯刊》1987年第二期。本條所述，皆據周氏之文。又，陳寅恪先生指出：“藏文正《藏》中有法戒譯《聖無垢稱所說大乘經》六卷，共十三品，其書譯於中國北宋之世。”（陳寅恪《敦煌本演義跋》）此係後世所出，故唐代之《淨名經關中釋鈔》不及載之。
37 參閱拙撰《重新認識8至11世紀的敦煌佛教》。收入南京師範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編《轉型期的敦煌學——繼承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月出版。
38 參閱饒宗頤《老子想爾注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39 關於《一神論卷第三》、《序聽迷詩所經》、《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讚》及《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四種，也有學者（如林悟殊、榮新江等）認為係近人偽托之作。
40 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一卷第五十七章，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1年8月版，117頁。
41 見徐建平《敦煌經籍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9月版，31頁載“本書收集到敦煌藏經洞出所（儒家）經籍寫本320號”；而同書458－465頁所附《卷號索引》，著錄了358號，其中色括有非出自敦煌者。
42 阮元：《尚書注疏校勘記序》。
43 王灼：《碧雞漫誌》卷一。
44 參見李正宇：《論敦煌曲子》。見《台北第二屆唐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45 見李正宇《試論敦煌所出――兼談諸宮調的起源》《文學遺產》，1989年3期。
46 見李正宇《晚唐敦煌本（釋迦因緣劇本）試探》，載《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
47 參閱梁粱（梁尉英）：《方角書一首試釋》，見《敦煌研究》創刊號，1983年。
48 參閱李正宇：《敦煌十字詩圖解讀》，見甘肅《社科縱橫》，1994年第4期。
49 參閱李正宇：《敦煌出土的四首特型詩及其破解》，見項楚主編《敦煌文學論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