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遺書還提供了唐五代刻印處所和刻印家的資料。除上舉長安李家之外，還可見到“上都大刀家”（G8101），“西川過家”（S.5444、S.5450、S.5451、S.5534、S.5544、S.5669、S.5965、P.2876、P.3398、P.3493，或訛作“西川戈家”），“成都樊賞家”（G8100），“洛州鞏縣王大器”（P.2184），還有沙州雷延美（P.4514）等，都是我國古代印刷史的寶貴資料。
敦煌發現的印本，從內容來說，即有佛教用品，又有人民生活、生產、學習和娛樂用品；其性質，即有供佛品，也有商品，其印刷地點，有京城長安，有四川劍南，洛州鞏縣，還有敦煌本地，說明印刷品在當時已成為社會各方麵的需要，印刷業已在好多地區發展起來。從印刷品種看，有墨色印、朱色印，有文字單印本，又有繡像出圖印本（圖像文字合印本）。其中特別突出的是鹹通九年王玠雕造的圖像文字合印本《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正文文字莊重而又顯出嬌媚；扉頁上的佛說法圖，刀法圓熟、線條均勻、流暢活潑，刻工精良；印刷用墨濃淡合宜、清爽悅目，充分顯示出雕印技術已臻成熟，說明雕刻印刷事業早已度過初期的摸索階段，進入到完善提高時期了。北宋沈括說雕板印刷“唐人尚未盛為之”，從敦煌遺書中的印刷品精熟程度、品種繁多及印刷地點散在四方等情況看，沈括的話未必十分準確。
雕板印刷的前身，學者們公認是拓印。敦煌遺書中也發現我國傳世很早的捶拓印品。如P.2697唐太宗自撰手書的《溫泉銘》（插圖43 P.2697唐太宗自撰手書《溫泉銘》拓本）、P.4510唐歐陽詢書《化度寺邕禪舍利塔銘》，P.4503唐長慶四年（公元824年）柳公權書《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等刻石拓本。前兩種為初盛唐實物，距今已一千三百多年。這些拓本曾經啟發和孕育了我國的雕板印刷技術，而且又是書法藝術的珍品。
在談到印刷史資料時，我們還應當提到敦煌寫印本所用的紙張。敦煌寫印本所用紙，是我國造紙史上存留下來的古紙實物，對古代造紙技術的研究十分重要，同時，與書法史、印刷史研究也有密切的關係。
關於建築營造方麵的資料，如P.3121《園宅圖》，反映唐代沙州城外東南隅一處屋舍、庭院、巷道的平麵布局圖；又P.2667《營造部》，P.3104所載《營造書》，這些，都是建築營造史上的佚籍。敦煌遺書中還有一些營造方麵的包工合同及營造的契約，這對我們了解當時建築營造行業活動情況都是難得的資料。
10、學郎讀物和學郎雜寫
學郎讀物和學童雜寫，是敦煌遺書中關於教育史及古代學校教育實施問題的資料。這方麵的資料，筆者所見大致可分三類。一類為教材與讀本，一類為書麵作業和雜寫雜抄，一類為學校及教師的資料。
教材與讀本；按照教材內容，深淺程度、教學目地來分，大約可分為啟蒙教材、成人教材、專業教材三個係統。